谦谦君子，文学大师——刘以鬯逝世五年祭
东瑞
上天有好生之德，刘以鬯活到百岁才离世。晚年的他，坐轮椅的日子不是太漫长，最后的岁月并没有遭受太大的病痛折磨；幸福的他，与夫人罗佩云女士相遇于星马，结下一生的缘，1957年结婚，早就跨过了钻石婚纪念日。六十年来，刘夫人照顾他于晨昏，“甘苦共渡五十载，未曾二十四小时分离”（引录刘以鬯《天堂与地狱》序，获益2007年版）。文人有如此不离不弃、相亲相爱的贤慧伴侣，夫复何求？
从八十年代初期就认识刘以鬯先生。如果从1981年认识他到他逝世，也有37年之久。1981年他邀我为他编的《快报》快活林副刊写800字散文或杂文，每个月少则七八篇，多时二十来篇；还曾约我写了二十万字的长篇连载《迷人的旋律》（出书时用了《夜夜欢歌》做书名）。后来他兼主编《星岛晚报》每逢星期三的《大会堂》文学周刊，我也经常投稿。这份周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刘先生的划版艺术，非常精彩。当时还没采用计算机编报纸版面的技术，一切都需要靠人手。刘先生通常划一个大样，画出了各篇文章的位置，就让捡字排版师傅照办。有一次，我就见到一篇重要长文排在中心位置，呈方块型，四篇较短的就围着排在其上下左右，造型犹如电风扇的四翼。看到这样悦目的、充满艺术感的版面，心中禁不要暗暗赞叹喝采！读得舒服，也激励了自己的投稿欲望。感觉文章发表在这样好看的版面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
1985年《香港文学》创刊，他任社长兼总编辑，上午在家看稿审稿，午后约两点到《香港文学》位于香港湾仔天乐里（即摩里臣山道）的写字楼上班，五时后还得赶去鲗鱼涌的《快报》报社发稿，特别忙碌。为了专心编好《香港文学》，他逐渐减少他给各报写专栏的数量。其中《成报》的小说专栏就请我补上，我写了好长一段时间，也发表了不少短中篇。在长期的与他有关的刊物写稿的岁月里，深深感觉他的勤奋、认真、和气、细心和温情。给《大会堂》《香港文学》的稿件，他几乎都用；每一次交给他之后，他当晚或第二天上午都会亲自打一次电话给我，通知我稿件写得很好，已经拿去发排；文章刊登出来，我细心读一次，发现他都很少改动。这并非他马虎，而是他审稿的作风，一向尊重作者的语言风格和行文习惯，一般只改病句和错别字。他非常反对政治介入文学创作，用稿发稿很谨慎，避免因文惹祸，例如内容有所影射而惹上官非。我写娱乐圈的长篇《迷人的旋律》，他看到女主角的名字与某艺人名字很相似，怕有麻烦，建议我改一个。快报五六个作者轮写的方块专栏一旦稿缺，也会打电话来通知我不妨多写，用来弥补空缺。
刘以鬯于1984年至2000年主持《香港文学》，该刊以发表纯文学为主，除了不少人赞赏的半彩色、具有画报味道的编排特色、封面多采用香港风物外，刘先生还多次强调要求原创、香港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稿件兼顾；还有就是他著名的“认稿不认人”用稿原则和方针，写作界都知晓。就在这原则下，刊物不断发掘了新人佳作，对于香港文学薪火相传的百年大计无疑做出了贡献，有力地坚持和维护了香港文学的健康发展。
那时《香港文学》出刊的时间定在每个月月初。当时我办事的写字楼在尖沙咀的赫德道。我常常会在得闲时，为着急于看自己在杂志刊出的新文章而提早下班，乘车到摩里臣山道《香港文学》编辑部的旧址小坐。编辑部外有个很小的会客室，刘先生在忙的时候，会请编辑部同事陪我在那里坐聊一下，等手头的稿件处理完了，就会过来与我谈几句。他常说谢谢支持的话，而当我称赞《香港文学》编排得很美时，他总是说谢谢大家鼓励支持的话；那时，他偶尔也在刊物上发表一些现代实验性很强的创意小说，读来非常受启发，一新耳目，当我称赞他写得很好时，他也总是谦逊地说“哪里哪里”之类的话；而当我提到星岛晚报《大会堂》和《香港文学》发表的某某文章写得很好时，他也表示“我也觉得很好”……类似的情景给我印象很深，感觉到他不愧为一位文学成就很高，但又是那么谦虚宽厚的君子。
那时，我很惊异于他的过人尽力，办事效率奇高。以为他审稿假手与人，读了《畅谈香港文学》的序，更加增添了一份对他的敬意。长期的编辑报刊的生涯，他阅读多，积累了许多文学经验。他非常熟悉作者们的特点，也很了解香港文坛，文学视野广阔，目光睿智犀利、凡事亲力亲为。这篇别致的序，用你、我、他三种不同视角列举了他认为精彩而富有价值的香港几十位作家的某一篇作品或某一本书或某一文学现象，证明“香港没有文学”的论断纯属偏见。这篇非常重要的序言，读来有一种胜过读数万字长篇枯燥论文的舒畅感觉，文字深入浅出。意义也非同凡响！第一，他列举的作品，不乏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未必篇篇有试验意味，而刘先生的代表作《酒徒》《对倒》都是现代现实主义的典范，这证明着刘先生具有博大的文学襟怀，海纳百川的气度，不以某派标榜，不以某种小圈子为荣，依然是那种，只要写得好，那管你文学上是什么主义！第二，这样的序，对香港文学是一种很有说服力的肯定，对香港新老作者都是非常好的鼓励；第三，这也表现了刘先生非常谦虚的做人态度。接触他三十余载，从未听过他抬高自己贬低谁，倒是常常听到他在赞赏谁谁谁的哪一篇作品写得很好，这篇序就是有力的证明。
刘先生谦虚之外，为人也很低调。他非常明白在香港从事出版业处境非常艰难。我和内子瑞芬在友人的支持下于1991年入行，1993年他就交来长篇《岛与半岛》，还说可能你们要赔本，不要开版税给我了；我们说这怎么行。瑞芬照开了。由于刘先生出自己的书从来挑选很严格，不愿意将自己所写的文字全部变成书，那时海内外他的书出得很少，知道他的读者也确实不多，在我们出版社出的这第一本书《岛与半岛》的确销行很慢，一直到二十二年后的2015年7月才再版了。不过，我们依然庆幸迄今出版了刘老作家这样杰出的经典，因为这是一部将虚构的一家小人物的生活悲喜置于七十年代金融风暴、股票狂泻等真实事件的背景下，把新闻与文学嫁接熔铸成精致艺术的出色范例，创新意义不亚于刘先生的《酒徒》《对倒》《他有一把锋利的小刀》。2000年刘以鬯失去《香港文学》的主编工作，情绪低落，我们约了刘以鬯、罗佩云夫妇出来饮茶，瑞芬并决定为刘先生出版三本书（详见《对倒》新版前记，获益），刘先生非常很高兴，率先交来的是《对倒》（2000年），接着是《打错了》（2001年）《不是诗的诗》（2001年）。瑞芬对他说，书一出就会开版税给他，他感到很意外，依然一直说，很担心我们出他的书遭受经济损失，就不必给他报酬了。我们又怎可以如此无情无义？当然一如既往，尊重作者，照开版税。看，那样一位大师的谦逊低调姿态，是那样理解小小出版单位的艰难发展处境，恐怕外间都很难想象。
1990年，举办了第一届香港书展，由于摊位租金昂贵，我们前后只参加了三届。那时，我们主要出版的是儿童与青少年文学书，也兼及出版纯文学书。为了不至于血本无归，展销不敢选在成人图书比较集中的二号馆展销，而是选了进场人数较多的、家长孩子会一起来捧场的第五馆。纵然如此，我们也仍然担忧在大机构林立的情况下，我们会被压成粉末。于是，想出了请十几位在我们出版社出过书的作家在小小摊位内为读者签名的招数，希望增加一些营业额，以填补亏蚀的部分。当时，我们也想到了刘先生，但心中完全没把握，怕遭到他婉拒。没料到他豪爽地一口答应了。记得那一次，我们到馆外迎接他进场时，他有点担心会冷场，对我们起不到促销作用，他说，“我的读者年纪都比较大，年轻人恐怕不知道我。”我们就劝慰他说，哪里哪里，不会的，年轻人都知道您的，不试试哪里知道呢？刘先生对行业内弱小一族的我们，充满了怜悯之情，摊位那么窄逼也不嫌弃；没料到，读者拥挤，热情特别高，买了书还排队求请他签名，他开心不已，人多，签名也一丝不苟、一笔一划、绝不马虎潦草。那一次，实在跌了他也跌了我们的眼镜，他的几本著作大受年纪较长的读者欢迎，也受到大、中学生们的欢迎。刘先生小说写得多而好，出得多就慢慢有影响了。我们书展舟车劳顿，远及新界，太远的学校展销我们不敢麻烦刘先生来为学生签署，唯有一次在他太古城住宅附近的一家学校，我们约他来为学生签名，夫妇俩依然来了；感人的是，书销去多少，他也从不介意和计较。
2000年前，刘大师主编《香港文学》，重任在身，为人做嫁衣，为众人忙碌，将作者的好文章一篇篇推出、面世，多少名篇从此流传，多少新秀涌现了，那时我们为他出的书只有四种；2000年他转为自由身，才有空开始整理自己的大量剪报。至2016年止，也总共出了十种书。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以香港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大整体的事业为重的，而将自己的作品出版摆在第二位。每一次出版，书稿都是来自报纸连载的，刘夫人协助整理，而他总是将原文大量删节和修改，剪报一块块张贴在一张张白纸上，常常被删得非常多，红迹斑斑。他认为那是他每天爬许多格子的急就章，水分很多，不用太浪费过多纸张，读者读得辛苦。这种谦虚、严谨、认真的出书态度，真是造益各方，出版社定价不至于太高，节省成本；书不太厚，摆在书店就可以省出一些空间摆放其他作者的书，读者负担也较轻。大家如果细心，就可以发现刘先生的著作，除了那些他人编的选集、合集较厚外，小说单行本，一般都不厚，其中好几本都比一般不太有名气的作者的书薄，如《他有一把锋利的小刀》（1995）《打错了》（2001）《不是诗的诗》（2001）《天堂与地狱》（2007）单行本都很薄，他的文字几乎挤不出几滴水份，每个字都像一颗子弹那样干净利落，起到了箭无虚发的犀利效果。
2010年7月19日、28日连续两天的下午我们在鲗鱼涌太古城的钟菜酒楼访问刘以鬯、罗佩云夫妇。当我们问他对当今热爱文学的年轻人最想说的忠告是什么时，他说了一句迄今依然咀嚼不尽，内蕴值得玩味的七字赠言：“多读多写少发表”。多读，好理解，就是尽量阅读好作品，吸取有益营养；“多写少发表”初看不易解读，写，不是为了发表吗？我的理解是，刘先生说的多写，包含着多练也多修改、将文章写出自己水平的意思，不要将写和发表等同起来，有些文章，放一放，过一段时日重看，可以发现其幼稚或不妥之处，略加修改，大为改观；出书也是，刘先生非常严格，几乎到了一种苛求自己的地步；他有一个长时期每天写十一个专栏，有人估计他写的字数至少达到了七千万字，但他出版的书始终不超过六十种；同一种名著经典就有多种版本。获益出版社算是出得最多的一家，也不过十五种（其中《<酒徒>评论选集》是他编的众家评论集）。这应该就是“多写少发表”的最有力的实践和表率吧。这一点，除了表现了刘先生的谦虚外，还体现了刘先生身为老作家那种认真，视纯文学为他最虔诚的宗教一样，丝毫亵渎不得。
刘先生的最后十年（2008~2018）已经很少再写新作品，这期间我们为他出版的书有四种，即《甘榜》（2010）《热带风雨》（2010）《吧女》（2011）《香港居》《2016》；他逝世后，出版了《蓝色星期六》（2019年7月）以及《不是诗的诗》的再版（2001年9月初版，2019年8月修订再版）大部分靠刘夫人协助，其中《热带风雨》还靠海内外许多友人一起努力才成功（我们相信还有许多文学精品锁藏在旧报纸堆里，等着发掘、以书形式面世）。
不需要为出书烦恼的刘先生夫妇，生活悠闲，出双入对，如影随形，羡煞天下不少厌夫怨妇；这期间不免有许多认识或陌生的读者、粉丝崇拜他，不断地为他在酒楼庆贺生日或请他们饮茶，顺便带来刘先生的书索取签名。有一些简单的交接事情，我常常亲自上他家里去，但一些有关书稿、校对、样本、封面设计的交接，就需要四个人面商，就不时在酒楼喝茶小聚时进行。与刘以鬯、罗佩云夫妇茶聚的时光，很令人难忘。一是刘夫人自始至终对刘先生的细心照顾，不断地为刘先生夹他喜欢吃的点心到他的小碗里。我们常常细心欣赏这位坚持写了七十年的老前辈，禁不住被他那种鹤髪童颜的面庞所吸引，更难得的是年纪越大，那种返老还童的情况，就越发强烈。有一次饮茶，我们赞他走路走得真好，他听到被赞，一时兴起，回答道，我现在就走给你们看看，说罢，起身在酒楼的通道来回走了一次给我们看。乐得我们个个发出会心的微笑。刘先生那种笑容，令谁看了都会感觉岁月对刘先生太有情了，时光仿佛迅速回到了半个多世纪前——那单纯的童稚时代；像他追求纯文学的价值一样，始终充满信心。
一直觉得刘先生是一位简单纯粹的人，文字和服装永远是那样干净简洁；也很感动于他对纯文学孜孜不倦的追求，写出那么多部影响巨大的经典文学作品。他不愧为文学大师，却是那么谦虚，那么可亲，那么低调，这是我们近距离接触他三十几年的最深刻印象。
作者简介：
原名黄东涛，香港作家。一九九一年与蔡瑞芬一起创办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迄今，任董事总编辑。代表作有《雪夜翻墙说爱你》、《暗角》、《迷城》、《爱在瘟疫蔓延时》、《快乐的金子》、《转角照相馆》、《风雨甲政第》、《落番长歌》等近一百五十种，获颁第六届小小说金麻雀奖、小小说创作终身成就奖、世界华文微型小说杰出贡献奖、全球华文散文征文大赛优秀奖、连续两届台湾金门“浯岛文学奖”长篇小说优等奖等三十余个奖项，连续于2020年、2021年荣获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十大新闻人物荣誉。曾任海内外文学奖评审近百次。目前任香港华文微型小说学会会长、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副会长、世界华文大众传播媒体协会副主席、国际艺术和艺术家联合会副主席、国立华侨大学香港校友会名誉会长、香港儿童文艺协会名誉会长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