砌一盘文化记忆的拼图
东瑞
飞走的唐楼
走过昔日做事的旧址，早已不见那我日夕相处的唐楼踪影。
七十年代中期，每天清晨八时许，我就从土瓜湾的九龙城码头搭渡轮过海，十几分钟的航程，就在北角码头上岸。匆匆忙忙走过琴行街，抵达我上班的地点——位于琴行道与马宝道交界处64号的大光出版社。办事处在一栋六层唐楼的最底层。出版社前半是五个人在办事的写字楼，后面则是两人管理的货仓。
我搭的渡轮固定航班，非常准确地按照时间，稍微迟到就要等候二十分钟或半小时，搭下一班的渡轮。要是迟到，又遇炎夏，劲走带小跑，抵达公司已满头大汗。从码头走到写字楼，以前要经码头汽车总站、穿过不少店铺市集，现在代之以一片油绿的、花木扶疏的花园。我喜欢园中那纵横交错的小径，如果和夫人同行，她穿红色衣裙的话，我就会要她站在我指定的位置，为她拍摄几张，有种色彩对比强烈的效果.
我曾迷失在绿色天地中，慢慢地往前走，想寻觅七十年代工作过的那栋旧唐楼，已不可得，仿佛在一夜之间被风吹走了，竟然不留岁月的丁点痕迹;而那新矗立的、参差不齐、各有特色的崭新大厦，一时令人目眩神迷。
怀念那时前后三年的行街日子，我公文箱里装着几本出版社新出版或再版的图书，常常搭电车，沿途下书店推销。看书、谈书、送书、买书……怀念初到贵境时的拼搏精神，在这家出版社出了我一本幼嫩的处女作，还感恩她接受了我在这里谋一职，勉强获得温饱；不知一起做事的同事如今都安好吗？
拆迁的码头
走过中环崭新的古典式新码头，很大，上下两层，非常地复古味。从中环玻璃幕墙、摩天大厦延伸出的天桥出发，穿过有无数圆形窗户的康乐大厦，一路走到新码头，非常漫长，才走到过海到尖沙咀、红磡的中环新码头。想寻觅旧日我天天走的码头已一样不可得。我不知道中环旧码头何时拆撤的，也不知道新码头何时建好和启用的。曾经一度埋头做事，不理外面世界的天翻地覆；到非亲身走一趟不可的时候，新码头已经像博物馆里的庞然大物那样，停留在维多利亚港一角，教我目瞪目结舌。
八十年代，我告别了北角，来到了银行密集的香港中环，在毗邻街市的一条叫域多利皇后街的一栋大厦内的写字楼做事，先是在四楼宣传部，为公司代理的一些图书写简介文字，一干就是四年；后来调到十一楼，担任一本读书杂志《读者良友》的执行编辑，一做也是四年。移居香港后，我工作数度与书有缘，在一份杂志做事，也需要写一些读书、写作随笔和文学评论，大约也在那之后，刘以鬯先生主编的《香港文学》创刊，也约了我写稿，于是整个八十年代成了我爬格子最忙碌的时期。还记得当时在业余以写十一块专栏称着的刘以鬯先生因为杂志编务忙碌，让出他成报的小说专栏，让我写一种一个月完的小说，一写就好几年。
在中环上班实行打卡制度，小女儿八十年代出生，家务事不少，上班十分赶，有时迟到，一个月的勤工奖也就泡汤了。
那时的中环旧码头距离公司不远，码头规模很小，从踏板走上来，得经过两旁都是小卖店的夹道，一个号称“沙嗲诗人”的新加坡华人就在一个小铺卖自己制作的沙嗲。上下班时分，一个小码头熙熙攘攘的好不热闹，充满了集市那种人情味和烟火味道。
1988年后，我告别中环，很少再过这个码头了，后来听说码头迁移到不太近的地方，我特地走一趟，哇，新码头大到在想象之外。到尖沙咀、红磡的似乎不同一层？还曾走错。我拍摄了不少照片。红磡中环渡轮航线停航了多时，一直到复航的2020年，6月底，我偕同孙女游览摩天轮公园，再踏上这新码头，感觉上比从前旧的那个冷清了很多。
爬格子的小巷
走过中环、上环的大街小巷，恐怕很少文友有我那种失落感。
我总是在寻寻觅觅，多次寻找八十年代我爬格子的小巷而不可得。读到这样的小标题，读者一定会奇怪，怎么会有“爬格子”的 “小巷”？实际的意思是省略了主语“我”，而不是小巷。
有一度，因为内子芬需要照顾年幼的子女，我成了单职工、家庭经济的擎天柱，微薄可耻的薪酬不足于三餐温饱，需要写大量的稿件弥补家用。我怕儿女在家打扰于心不忍，又担心我抽烟影响家人的健康，就利用上班提早一小时、下班推迟一小时、中午吃过鱼蛋面后的半小时空档来写稿。上午下午多数走进快餐厅，叫一杯奶茶或咖啡就开工了。那时我没用什么公文包，每天只是拎着破烂的大手抽，里面装了笔、原稿纸、剪报本子等等东西。中午那段时间吃得简单又快，只是鱼蛋面或三文治，配一杯奶茶。不到半小时就吃完，马上开工。一张小圆台坐着五六个人，有的白领吃完抽烟、刨马经。座位的窄逼拘束可想而知，我依然稿子一摊开，拉着写。写不完，下班继续到快餐厅开工。那时有好几个报纸方块（专栏）需要我填满，每天交稿；如果是长篇小说，我还需要将前面写了的温习一遍，以使衔接顺畅没有破绽。
这样的在巷子里见缝插针爬格子的生涯延续了好几年，直至1988年我被调到北角工作才告一段落。离开后，多年就没有再踏足中环。有一次在中环，想寻昔日常常去写稿的小巷，可是，他们如同香港消失的大排档一样，已经被无数崭新的、超级的、现代化的摩天大厦所替代了。我躲起来辗转写稿的有好几个地方，卖着大同小异的牛丸粉面、鱼蛋粉面、三文治、油多、咖啡、奶茶，他们大都开设在街边巷尾，最常见的是在大厦与大厦之间的夹缝中，摆三五张方桌圆台，约莫可以供应二十来位白领的中午简餐吧。
每次走过中环的电车路，总会怀念那些小巷，特地在几座大厦周围留心看看找找，真的所有在大厦与大厦之间苟延残喘的大排档已经在岁月的更新中荡然无存、风消云散了。可是，三十几年前拼搏的日子总会时不时浮现在我眼前，那个处处都可以当书桌的我一类的爬格子动物，也从爬格子的老牛摇身一变，成为在键盘跳舞的芭蕾老男了。
“纸质”的前辈
每次走过街头越来越少的报摊和如雨后春笋冒出的通宵店，都会留意那些越来越少的纸质报纸。跟许多人一样，因为阅读了电子报纸、免费派发的报纸和手机上铺天盖地转来的新闻视频，而少了光顾纸质报纸。在疫境中，视出外为畏途，在铺头购物，摸这摸那，很担心染菌，双手一天都要搓消毒液几十次，搞到手皮肤都起皱。何况如今，一份报纸卖十元十一元，几乎是半盒简餐的价格了。因此不买、少买报纸也很正常。以前有我文章发表的报纸买它三四份，如今连买一份，也犹豫着是否必要，累计久了，再大的书房也摆不下了。
每次在通宵店翻阅我要买的报纸，总是浮现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期倒闭的报纸。先是晚报，成了最早执笠的一批。《新晚报》《星岛晚报》《明报晚报》《香港夜报》首当其冲，再来是《中报》《晶报》《快报》《新报》《天天日报》等报纸陆续关门。如今翻看书柜里当时的剪报本子，多到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几乎大部分报纸我都写过稿了。
每次想起了那些投过稿、写过稿的报纸，都会想起了了那些我因为投稿或被邀请写稿而来往「纸质的前辈」——纸质报刊那些我尊敬的老前辈，还有那些爬格子的文友、写作人。除了少数，大部分境况不太好。卖旧书的柳木下，晚年生活境况欠好的老诗人何达病重，最后锯掉腿坐轮椅；夏易独居，旅居外国的女儿回港，才发现母亲卧毙地上不知几多日；老稿匠萧铜家里失火，烧伤住院，最终去世；《新晚报》老报人、文学周刊《星海》版编辑陈雄邦也孤单到天国，……唉，这些传统文化人尽心竭力弘扬文学，太缺乏社会的关怀了。
个人的经历都折射社会的沧桑变迁，反映了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但消失了的许多东西，连接起来都是一道道令人怀念的、无法复制再版的可爱而珍贵文化风景，充满了温馨和人情味，它们都随风而逝了。
【作者简介】
原名黄东涛，香港作家。一九九一年与蔡瑞芬一起创办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迄今，任董事总编辑。代表作有《雪夜翻墙说爱你》、《暗角》、《迷城》、《小站》、《转角照相馆》、《风雨甲政第》、《落番长歌》等一百四十五种，获得过第六届小小说金麻雀奖、小小说创作终身成就奖、世界华文微型小说杰出贡献奖、全球华文散文征文大赛优秀奖、连续两届台湾金门“浯岛文学奖”长篇小说优等奖等三十余个奖项。曾任海内外文学奖评审近百次。目前任香港华文微型小说学会会长、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副会长、国立华侨大学香港校友会名誉会长、香港儿童文艺协会名誉会长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