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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端: 清明时节忆“仁君”–关于合阳县城“泰山庙”的史实源流初考

李端

清明时节,人们扫墓祭祖,慎终追远,年岁如之。这是祖宗崇拜的中国人信仰。

但相较民族家国的祖庙崇拜,英烈旌表,其实还有更多层次的家乡性先祖感恩之祭祀纪念地。

合阳县城北的泰山庙,本来应当就是这样的“家乡性感恩纪念祭祀地”存在。

只不过,人们后来看到的“泰山庙”,只不过是驻扎着城关镇政府机关的一处高地,既无泰山之势,亦不见廊庙之筑。其何以得名,有何故事,何时流传?似乎少人知情。甚至,出版于1996年的《合阳县志》都根本没有涉及。

这无疑是个缺憾。

笔者也是在整理老家甘井镇北麻阳村李氏族谱时,偶然发现蛛丝马迹,后幸得雷新昌、康宗耀、梁军民、梁荣福、雷强民等诸君的鼎力相助,从现存几种史料中互相印证,抽丝剥茧,才得以基本厘清其中脉络。兹将我们的考证略述如下,抛砖引玉,以供有识者参阅挖掘,正本清源,还原历史。

 

(一)

我的初步结论是:“泰山庙”,很可能就是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年建造的“三仁君祠”所在地,供奉着明代至清代为保卫合阳县城而做出贡献的三位忠烈。至今已过三百年矣。

1、甘井镇北麻阳“李氏族谱”,在其七世祖“李国政”名下有载:

国政,字皡如,崇正(祯)癸酉武举,授韩合营守备。因守城有功,与范志懋、李秦镜共祀“三仁祠”。今二月初五有祭祀。生一子,系芳五子。(见图一)

图一 李氏族谱

2、《北麻阳李氏家谱》中提到的“三仁祠”,在清人钱万选所著之《宰莘退食录》上卷三十八页,“建制考· 庙祠”中,表述为“三仁君祠”。

原文明确记载:“三仁君祠”,即在县城北城楼上,三君皆保全郃民者也。一曰范志懋,崇祯八年守城拒贼;一曰同守者李中军国政(国政生平未详);一曰李秦镜,翼城人,西安府推管,清初在魏天命一案中,反对官家屠城……郃人德之,因并范李共祠之,曰“三仁君祠”云。(见图二)

图二 《宰莘退食录》上卷三十八页

3、《宰莘退食录》所说“三仁君祠”,在乾隆版《合阳县全志》里记载尤详(见图三):

三仁君祠,在县治北。康熙五十八年,邑丞赵嗣隆为明邑令范君志懋、守府李君国政,及国朝西安李秦君镜,保全郃民建也。邑康明经无疾代记。

而且,本书还有关于建祠仪式的具体记载—— 先是康太乙孝廉祀三仁君于北城谯楼,请诸当事,附春秋戊祭之列。今祠仍其旧名。

康太乙是清早期陕西的关学名家,合阳大儒和诗人。让康太乙主持建祠盛典,亦可证兹事体大,官家重视,学界景仰,妇孺皆知。

图三 乾隆版《合阳县全志》

4、在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11月出版的本县杜光前先生撰写的《合阳诗文英华》一书中,收录有清代光绪年间合阳知县顾增烜(江苏南通人)所写之《合阳杂咏》,其第六首诗中(见图四),更将“三仁君”提升到著名旅游资源的人文高度:

亢秩卑棲治谱光,尚书小谪贰兹疆。

田畴子弟论乡教,人物山川考职方。

左内史中谁殿最,三仁君外几蒸尝。

剧怜吾郡徐岩叟,佥佩鷁符感不忘。

杜先生在文后注释为:三仁君,明时合阳县令范志懋、守府李国政、西安司李秦镜,合阳人称为“三仁君”,并建有“三仁君祠”(李秦镜是清代人)。

图四 《合阳杂咏》第六首诗

5、上述文献,足可证明“三仁君祠”的存在。可以说,“三仁君祠”在在三百年前,是彰显合阳先贤县域人格文化很重要的一个文化设施,且在1955年编辑的甘井镇北麻阳村(本人家族族谱)《李氏家谱》(见图五)中亦可资证,此祠所祀诸君,一直都是合阳邑人的骄傲,受到拥戴纪念。

 图五 《李氏家谱》

 

(二)

关于“三仁君”的生平事迹,各种资料也都指向两个方向:一个即明崇祯八年(1635年),为抵挡流寇李自成的军队洗劫合阳,而奋勇护城的范志懋、李国政两个英雄人物;一个则是清代顺治年间的西安推官李秦镜,在县城即将被屠城时,以身家性命保住全城百姓安全的刚正好官。

李秦镜是清代省里的官员,并无在合阳任职的介绍。而范志懋和李国政是明末人,从《合阳县全志》的介绍看(见图六),范志懋县令和李国政守备(韩郃),就是在当年“黑云压城城欲催”的紧要关头,由他们一文一武二位战时官员,紧急组织起勇猛而神秘的民团勇士队,上演了一出感动邑人、堪慰后世的铁血大剧(见图六)。

志懋事,见官师传。国政即附见焉……

范志懋,字太乙,虞城举人。性刚毅,尚名节,负才。郃邑旧设有守备营,岁靡民玩三千金,率乌合,不可用,志懋力请罢之。崇祯八年六月,流寇将犯郃阳,崇祯八年六月,流寇将犯郃阳,志懋闻之,豫令乡人运薪米,移居城内。一宅率数十家。神祠酒肆居殆遍。七月十六日,贼果至,弥满山谷,日夜环攻城下。志懋躬率士民,昼则探望,夜则静守,每女墙设两人,五十人设义官统之。其士大夫,则分列四门。于是丁壮守城,老弱馈食。而乡民之绝粮者大半,即开仓廪给之。数日,戝势愈炽,攻愈急。志懋布衣夜服,两目败裂,日夜丁宁巡视,未尝回署。至南城,役有乘醉藐法者,立命斩之,遍示四城,人心益肃然坚固。贼掘城,志懋谕吏民曰:“有能出城取贼首及追逐避去者,赏五十斤。”是时城门时闭时开,吏民应募,杀伤贼颇众,又计杀其渠帅所谓八大王者。贼愤甚,悉力攻城之东北,谓必克乃已。贼蚁附而上。志懋神色不少变,手推韩郃营守备李国政(字皞如,崇祯癸酉武举)率勇士,挟砲,(机石也)集扑城下,斩获数十,贼势略退。志懋旋出金钱,命依旧城重筑之,。贼望见,惊愕相顾曰:“郃竟有两城耶?”……

图六 《合阳县全志》

总之,当李自成手下一众起义军在连克附近数座县城的危难情况下,端赖时任郃阳县令范志懋和韩郃守备营守备李国政这两位一文一武的血性汉子,临危受命,身先士卒,组织有方,以弱胜强,奇迹般地创造了十七个昼夜不失城池的历史神话,而被入庙供奉祭祀。

 图七 《郃阳县全志卷》之二

根据渭南市2009年出版的《李自成起义军激战渭南》一文所载,尤令郃阳人自豪的是,在义军一路势如破竹,先后拿下号称“刁蒲城,野渭南,不讲理的大荔县”之后,竟然动用“八大王”轮番围困狂攻郃邑县城,甚至用上了挖凿地道的战术,但郃阳县城还是不动如山,且军民同仇敌忾,愈战愈勇。

“合阳知县范志懋与韩合营守备李国政悬赏重金招募壮士守城。该县永宁村生员仵从龙星夜驰书潼关请兵,官军到,义军撤。”万般无奈,只好退兵再图。

可以说,这也是郃阳人在“同州十城”伙伴眼中,第一次不是以“打嘴仗”的形式,而是以“真枪实弹”的铁血胜利,让“二华关大水,三城朝郃阳”的邻县官民集体失语、刮目相看。

虽然九年后(1643年),李自成的队伍还是平定了渭南全境,并最终于1644年占领北京。但它再一次证明:在面对城毁人亡特定历史关头,平时似乎曾被戏谑为有些“聪明滑头”的郃阳人,仍然是生能舍己,死不还家的“千秋雄鬼”。

而且,请注意,这个“三仁君祠”并不是在明末(1635年)建立的,而是在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也就是在那次“死命护城”八十年之后,才由民间发起、官家赞助确定立祠纪念的。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朝代早已更替,至少两代人都已老去,但其热血壮举,仍鲜活地成为人们心中永难平复的英雄般恩德记忆,而不是“过后不思量”的那些“形势”小节目。

 

(三)

至于“三仁君祠”的具体位置,是不是就在泰山庙这个地方,我没有找到更多的佐证,但我们可以从历史记载中可以发现蛛丝马迹。

1、不同的史料都指向城北。《宰莘退食录》“建制考· 庙祠”中“三仁君祠,即在县城北城楼上”;乾隆版《合阳县全志》里说“三仁君祠,在县治北。”而且建祠时“祀三仁君于北城谯楼”。虽然杜光前先生在《合阳诗文英华》一书的注释中说是“原在北大街”。但城北显然都没有争议。

2、没有发现北大街有任何关于“三仁君祠”的确切详址记载,但前人文字中,明确说是在“北城楼上”,或者是“县治北”,似乎都明显不是指北大街。而且,康太乙他们当时的祭祀,是在“北城谯楼”举办的仪式,而谯楼一定是当时北城最高的建筑。在高处向更高的在建庙堂燃香致敬,明显更合礼仪逻辑。而“以高祭下”,则似乎荒唐别扭,有不敬之嫌。

3、“县治北”是哪里?应当不是县治内,或者北部县治,而是县治之“北”。而“县城北城楼上”,更明确是指在“县城北面”。县城北面,能造出“城楼”感的,除了后来所谓的泰山庙高地之外,很难想象。

4、城关镇的干部也似乎记得,在“泰山庙”的古遗存建筑中,曾有不少图文介绍郃阳县城的历史图画,但记忆不详。也许由于历史政治变迁的原因,有些重要的当年物证已经被刻意或无意遮蔽流失,模糊概念,但“泰山庙”这个概念,应当与“三仁君祠”可以说是天衣无缝,相得益彰。

当然,这些也不是最终结论,只是一种“初考”。但无论如何,明清当年,两桩“死命护城”的可敬壮举,都应当是合阳人最具血性的历史记忆。在尔后三百多年里,每年二月初五(农历),“三仁君祠”庙会都有邑人祭祀朝拜,聚会郊游,更应当看作是合阳人对保卫家乡、护佑家园、荫及家族历史英雄们的春礼盛典。

再回到“泰山庙”,它之所以被称作“庙”?其实并非是供奉儒、释、道的人格神,或者天地造物主的自然神,而是因为它祭祀纪念的,就是黎民百姓的保护神。中国各地的城市中,“泰山庙”的概念有不少,把当地真实的历史人文资源贯通,互相成就,这本身也是一种乡俗仪轨传统。

从这一点说,把这座“庙”称为“泰山”,更见合阳人的一种大义文化和大爱情怀。泰山就是可靠的象征,这在今天仍然有很刚性的现实意义。

 

(四)

是什么时候,这个地方只留下“泰山庙”的空名悠悠,而让“三仁君祠”的“昔人”成“白云黄鹤”?不得而知。

但我可以想象得出,其最大的忌讳,应当还是与李自成的“义军”对着干这样的时代尴尬?如果再加上为反动统治者服务之类的标签,就更能理解当代后人的“回避”因由了。

这些“忌讳”现在早已过时。杜光前先生早就认为应当重新评价。别的不说,郃阳县最重要的文物《曹全碑》来看,被合阳人心心念念的曹县令,不也有打县民郭家等造反者的履历吗?与这些主动剿灭义军者相比,范志懋和李国政前辈的英勇壮举,其实只是在忠于职守、保家为民的“职责所系”而已。

无论是从历史主义还是从现实主义来说,作为一个基层公官员,他们都是不可遮掩地方保护神之光,是名副其实的“父母官,子弟兵”之镜。

这其中所折射出的,不仅是一代代政府官兵的职业品德问题,甚至可以说是考验一众官员人性的智商问题。历史从来都不是僵化和抽象的,而是生动而具体的。苛责古人,无异于智商堪忧。

我很欣慰,先祖李国政给我们李姓家族争了光,立了范,树了好的榜样。其实,从资料中也可以发现,李国政先祖在明末考取武举人,那应当在陕西省的乡试中也算是相当了不得的。

中国武举制度在唐代开设以来,到明代达到兴盛期。崇祯年代的武举大多“六年一试”,考试分为弓马和策略两个板块。前者包括箭、枪、刀、剑、戟及拳搏、击刺等法,还有营阵、地雷、火药战车等。这些通过后,才是兵法,天文、地理等文策略内容。难能可贵的是,在他担任韩郃守备营守备期间,合阳县令范志懋为了减轻财政压力,曾自行解散了合阳的守备营,认为不需要。但是,当灾难发生时,作为曾经的合作伙伴,李国政守备(武举人)就赶来站在范志懋县令(文举人)的身后(应当是从韩城赶来救援),并且负责对临时招募的乡勇现场示范,身先士卒,开炮杀敌,视死为归,终于取得“郃城保卫战”的圆满胜利。

作为李家子弟,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发现如今的我们身上似乎已经缺少了那样一种尚武精魂,且深感自惭自责,亦深为先祖的英魂而佩慰。

今年的清明时节,是否有雨,不好猜测。但我相信,作为“三仁君祠”中李国政先生的后人,因为正在试图廓清一个失踪的迷雾,因为开始追寻合阳百姓心中曾经引为自豪的保护神之源流走向,总不时因历史的感怀而热泪欲零。

但愿这不仅是我的感知,或者李氏家族的小范围感念,更冀望能引起我们对历史的感慨,或者感应感召。

当然,有能提供更多考证资料者,或者提出不同意见者,我更是拱手以感谢,还有内心之感动。

李国政后裔李 端(育民),

2024年(农历甲辰)4月2日,

谨于深圳梦文堂请教。

附:《李自成起义军激战渭南》节选

……

崇祯四年(1631)三月,李自成率义军南进白水县的马家渡。蒲城县武举王文昌率丁壮截击,被义军杀伤大半,王被活捉枭首示众,义军乘势南进。

崇祯八年(1635)正月,李自成、张献忠、左金王、改世王、顺天王等十三个起义军首领聚会于荥阳,共商迎击官军大计。

李自成领兵先由终南山入陕,与洪承畴副总兵刘成功、艾万年等转战于富平、泾阳、三原、武功、扶风和宁州等地,杀死艾万年等官军将领,并与洪承畴大战于渭南、临潼。

七月,义军数千骑攻打韩城芝川镇,与守将李英部下刘进爵、张继载等血战三日,攻城未克而退走。七月十六日,义军渠帅“八大王”率军由澄城赶至合阳,环城围攻十七昼夜。合阳知县范志懋与韩合营守备李国政悬赏重金招募壮士守城。该县永宁村生员仵从龙星夜驰书潼关请兵,官军到,义军撤。

崇祯九年(1636)春,李自成起义军由河南再次入陕,驻兵泾阳、三原一带。洪承畴在韩城、华州、渭南、临潼、州等地设防狙击。义军再次攻打澄城县城,即将攻克时,官军曹变蛟率军袭击,义军撤退。

十一月二十八日,义军将领“满天星”率数万人马进入韩城。十二月二日围攻韩城县城,激战三日,攻城不克,进入山西。

崇祯十六年(1643)春,李自成采纳从事顾君恩“先取关中,建立基业,资其兵力,攻取山西,后向京师,进战退守,万全无失”的建议,挥师关中。十月,明兵部尚书、陕西都督孙传庭妄图东征,剿灭义军,但在河南汝州(今河南省临汝)一战,被李自成打败,官军死者四万余人,损失辎重兵器数十万。孙率兵先过黄河北去,继而兵退潼关。

李自成率数十万大军自陶家庄经官坡而下,势如破竹,直逼潼关城下。义军利用在河南阌乡缴获的孙传庭“帅”字大旗,伪装官军,诈开潼关大门,一拥而进。官军顿时大乱,慌忙弃城西逃渭南。

义军乘胜西进追击,部将“一只虎”李过斩明将乔元柱,轻取华阴。

李自成率军进逼渭南。孙传庭以为义军会由西而入,布重兵把守西门,但义军避实就虚,绕攻东门。举人王命浩开门迎接,义军蜂拥而入,与官军展开巷战,斩首孙传庭,俘获白广恩。官军将领左光先见大势已去,向义军投降。

渭南知县杨喧和辞官回家的礼部尚书南企仲、礼部主事南居业顽抗被杀,工部尚书南居益、选贡授郧阳府推官郑君爱拒降自杀。

接着,李过攻克临潼,李自成遂令进攻西安。官军守将王根子开东门投降,布政使陆之棋亦降,巡抚冯师孔以下死者十余人,西安城破。……

此后,李自成令田斌据守西安,亲率大军进攻三边。先后攻破延安府、米脂、清涧、榆林等城,杀死官军守将无数,后移师进攻兰州、西宁等地。是年冬,起义军进入蒲城、白水、合阳、同州。蒲城县令朱一统不肯投降,投井自杀。白水知县朱回梵、训导魏岁、典吏刘进等官吏均被杀。合阳知县晋承采弃官而逃。李自成攻占同州时,曾下令将各地所有牌坊一律拆除,但进驻城内马家巷后,对为官清廉,能体察民情的马自强却令其保留祠堂、牌坊和匾额。至此,陕西境内州、县悉归义军占领。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李自成以西安为西京,建立“大顺”新政权,并改元“永昌”。

二月,李自成督领百万大军由龙门过黄河,破汾州,徇河曲、静乐,一举攻取太原,于三月十六日合围北京,十八日攻下外城,十九日凌晨杀开内城缺口,攻进皇城。

李端,笔名端木公,合阳县甘井镇麻阳村人。1979年考入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专业,毕业后分配至陕西人民出版社工作;1988年调海南《特区时报》;1991年调《深圳商报》工作。目前,退休并主持“端木公工作室”。主要著作有《成才与第二文化环境》(上海人民出版社,获全国大学生图书金三角奖);《敬业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团中央向全国推荐书目);《中华百年报刊大系》(上下册,华夏出版社);《梦非梦》(海天出版社,获全国励志图书年度十佳)。

 

来源:西河文艺 2024-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