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志云：绳扣书 之1965年（上篇：墙门春深）
何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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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人说起墙门，类似上海人说石库门，是指大户人家的高宅大院，黛瓦粉墙，一进两进乃至数进，厢房、下房环绕着天井敞亮，主屋多半还是两层小楼，“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这时墙门外青石板路湿漉漉地泛着天光。
但也有墙门则要简陋很多，比如我出生的刀茅巷123号墙门，无非是前后两排平房坐北朝南，由东向西夹出一条狭长的天井。天井两头有青条石砌出的门，东头为前门西边则为后门。住家自己也有前门后门，前排房的后门后窗，正对后排房的前门前窗。刀茅巷123号墙门里，只有三奶奶家只住了前排房的后半间，前排房的后门就成了三奶奶家正门。她在窗下种了墙门里唯一一棵树还是药树——母亲说那是治“失力黄胖”也就是肝炎的——枝梢探头探脑，遮了她家后窗一角，风吹起造出点恍惚的气息。进墙门东头，我家租住着两套房，东边那套靠门砌了个大灶，门栓拴上很少再打开；两套间用板壁隔出几个房间。第二套顶天立地的正门前，父亲装了一道竹编扉门。天刚发亮，父亲咳嗽着出来扫地，从家里开始扫最后扫完天井，我家正门就此开到天黑。
刀茅巷123号墙门东头有门，西头却没有，不知道开始就没有还是后来废弃的。小时候未觉是个问题，现在想到了，123号墙门早已荡然无存，知道它点滴底细的，都成了故人，比如我的父母，他们在那里结婚做的人家。之前，该是我爷爷奶奶从绍兴安昌乡下迁徙到杭州，住进了这里。小时候闪过这样的念头：要是爷爷奶奶不曾住进这个墙门，还会有接迭而来的一切包括我么？这个问题有谁能想到底？最后一定会归结到最早从树上下来的猴子，那只猴子决定了后世所有人的命运。大起来图省事就管这叫缘分，五六十岁了回头再想觉得不妨也叫天命。我脑里只有对奶奶的依稀印象——在墙门西头我二伯家，坐在屋檐阴影下她干瘪如一段木头。爷爷呢？我出生前就过世了。大我17岁的哥哥见过爷爷，他说，爷爷寒冬腊月也只系条布裙，那是绍兴贱民的装束，50岁死于伤寒。我小时候跟父母上过他的坟。父母早就不在了，绍兴话说“没有隔代坟”，爷爷奶奶的坟也就淹没在哪个山坳间了。
东门门楣上贴着蓝底白字的门牌，墙门粗拙笨重，推起来吱呀吱呀响。门槛是青石同样粗笨，四沿爬满斑驳的青苔，夏天坐在门槛上特别清凉。母亲从来反对我这么坐着，她认为太阴凉的东西对男孩不好，容易“做病”。我对门槛有特别的记忆。我们那一带日用离不开池塘，比如洗菜淘米洗衣服都在池塘里，只有喝的水烧饭菜的水才用自来水。自来水要到几里地远的水站去挑。我从九岁起就给家里挑水，挑着一担水跌跌撞撞过来，要从东门高高的门槛上跨过。扁担上的绳子早已短得不能再短，水桶底还是蹭着门槛一点一点往里挪，一不小心水桶偏了晃出水叫人懊丧。另一个印象是我十几岁的时候，父亲身体已经非常糟糕，哥哥从海宁乡下为他买了具寿材，从运河辗转运来。运到墙门口已经夜深，东门门灯大开，四个人两副杠子把寿材抬过高高的门槛，也费了不少周折。
刀茅巷123号墙门住了七八户人家，偶尔也有个别人家搬进搬出。从东门走进西边走出，家家大门敞开，就像是一家人没有秘密。狭小的堂前一派敞阳。初春燕子飞来飞去绕檐筑窝，出了这家进那家也当是一家人。做饭时这家檐下剥豆那家屋前摘菜，说话不咸不淡眉眼都是笑。傍午煎炒声在各家灶间此起彼伏，只见得炊烟袅袅漫进天井，阳光亮蓝亮蓝竟显出一片华丽，墙门里的琐碎日子忽的就有了一种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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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来说，刀茅巷123号墙门属于城乡结合部。巷子往东不远就是护城河，河对岸就是乡下了。护城河两岸漫坡都是田地，冬天种春花春天种蔬菜瓜果。夏日苦长，趁着大人午睡，我们一遛就遛到护城河边。从这边沿着田地下河，把短裤顶在头上，游到对岸的田边上来，在地里偷个番薯（北方叫地瓜）啃着吃，又充饥又解渴。田地四周零星种着一片片桑林，桑椹成熟了，我们的嘴唇总染得紫红一片。
从刀茅巷中部往西曲曲折折进去，沿一块菜地绕半周，就到刀茅巷123号东门口。菜地围有一人多高的竹篱笆，有竹门供农人进出，角落放只大缸沤着粪，引来苍蝇无数——那苍蝇额头碧绿体态肥硕，打死了可以穿进钓钩钓鱼。记不得谁是种菜人了，也记不得那些菜是自己种了吃还是卖给了周围的邻居，印象中惟是绿油油亮闪在黄昏一末残阳里。
菜地西南外，隔着凌乱的歪柳杂桃，是一个硕大的池塘——我们叫“荡”，与绍兴话的“塘”同音，字典里规范写法是“凼”——这只是周遭星罗棋布池塘中的一个。春天柳树披头散发桃枝却如有羞色，一眼望去舒畅显豁生气勃勃。三奶奶有点疯疯癫癫的儿子阿武伯伯，一不高兴了，就跑到塘埠头上，畅胸露怀手舞足蹈大声叫道：“我是不想活了，我要寻死了寻死了，都来看哪！”然后“砰”的一声就势跳进池塘，惊了几瓣桃花慢慢飘落。对附近的人来说这是个不时演出的节目，看得再多也还是饶有兴致。我一个姑姑家住北面不远的另一个塘边，我去找堂哥玩，他家后门就贴着池塘，在他家后窗下，我们用《水浒传》的人物对口接赛——比如他说“及时雨宋江”，我接口“智多星吴用”，他说“玉麒麟卢俊义”，我则说“花和尚鲁智深”，一句对一句，谁接不上谁就算输。门外一池清水微波不兴，偶有鱼跃出水面，泼辣一声只见圈圈涟漪越荡越开。对岸塘边一样也是歪柳杂桃，望过去影影绰绰，似动非动，还是一副水乡田园风味。从刀茅巷123号上街，若是走西边的石板巷，要从一连串池塘边走过，多是两个池塘夹一条石板路，发大水时水会漫过石板，池塘就连成一片，走过去让人提心吊胆。我想一定是小时侯落下的后怕，大起来不时做这样的噩梦：大雨过后，我走着或骑车从被淹没的路上过去，脚下一偏就滚进了池塘，浑身冰凉醒来一身冷汗。
这么多池塘从何而来？若说是有人挖那么是谁为什么要挖？后来看到资料，说远古杭州曾是海湾，海岸线逐渐东移留下大大小小水洼，最大的那个就演变成闻名中外的西湖。先民们水洼边择高地栖身，从水洼里取淤泥垫高四周造出连绵的田，绕水洼种下柳树桃树就成了星散的塘——我在池塘边无数次光着脚来回走过，脚下竟是先祖筚路蓝缕砥天砺地的岁月人生？想到这点就有暖意从脚下升起。这么说池塘要比课文说大禹治水好，大禹疏导水引入了大海，先民们把水留下来泽惠后世——池塘是我们每一家的一部分，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池塘逐渐填没，自来水才一段一段接进墙门。
池塘填了不可能再挖。前些年杭州保留了城西的西溪作为湿地公园，我去看了，无非是自幼见熟的那些景致：星罗棋布的池塘和杂树乱花。我在西溪边择块石头坐下，想到的都是自小池塘留给我的印象：春天，清早水面一片浓浓的水气，裹着塘边那些歪柳杂桃影影绰绰满头雾水；夏天下雷雨，池塘像是开了锅，一池水泡带着鱼儿才能听懂的喘息。秋天，池水显得有些枯瘦但更结实厚重，喊家住对岸的同学，声音像是从水面上滚过去似的，俯身捡一块碎瓦，往水面用力一撇，看碎瓦跳跃着滑向对岸；只有冬天走向池塘犹如走向苦刑，无论洗菜淘米还是洗衣服，手一浸进水里就像有千万根针刺进去，一会又红又肿半天缓不过来。下雪了母亲会说下雪不冷烊雪冷，留神塘埠头的积雪又湿又滑。天寒地冻池塘结了冰，那就找根竹竿打冰吧，把冰打碎了赶紧洗了别家等着呢。
夏天是名正言顺在池塘游水的季节。情形常常这样：下午三四点钟放学回家，母亲叫住你，説晚上菜不够你去弄点来。忙不迭应着人已经进了池塘，系腰上的竹篓漂身后一晃一晃。几个猛子扎过，螺蛳河虾顺手就有了小半篓。起身前再到塘埠头下摸一圈，总能撞上两三条傻鲫鱼，晚上的菜就差不多了；待到光着脊梁浑身汗水吃罢晚饭，母亲又叫了，说去吧去把碗洗洗。竹篮里盛着碗筷，到塘埠头匆匆洗着，就见有指头粗的小白条冒头抢吃饭粒。一头扎进水里，一个猛子就到池塘中心。在池塘里泡多久，完全取决于池塘里伙伴的多寡，打水仗，互相追逐，潜水扒裤子，都是我们乐此不疲的游戏。天快黑透了会听到母亲在墙门口叫唤：小猢狲啊小猢狲，洗个碗就洗不回来了个小猢狲！赶紧上岸拎起篮子噼噼啪啪跑回家。
保留下西溪杭州多了个后花园——我站起身来，但那时池塘可是杭州城郊的重要一景，离了池塘就没有城乡结合部，对城市来说池塘可有可无对农村却至关重要。对城市可以这样也可以不这样，对农村来说几乎就别无选择。所有被称做城乡结合部的地方，骨子里都是乡村。那乡村挨着城市大劈叉躺着，还把一条腿压在城市身上，让城市人别扭无比。
3
那时的杭州城郊，所有城乡结合部上百条巷子，只有刀茅巷赫赫有名。让刀茅巷闻名全城的是刀茅巷小学。这么说吧，只要是杭州小学界的任何活动，比如诗歌朗诵、红领巾合唱、速算、航海或者航空模型、手旗通讯等等比赛，一概都是刀茅巷小学大显身手，把几乎所有奖项尽收囊中。这使我小时候得意大起来迷惑不已。
这是一条南北向的逼仄小巷。巷口南端紧贴庆春门，那是杭州的旧城门之一，乡下农民清早给城里送菜黄昏往回拉粪的必经之地。从庆春门往西，一路俱是低矮简陋的平房，直到两三里地后的菜市桥才渐渐有了城市模样。从巷口南端往北拐进刀茅巷，情形立刻就不一样：先经过一个那时算得上巨大的住宅区——建德村，大名鼎鼎的浙江大学宿舍；往北就是杭州丝织业数一数二的震旦丝织厂；震旦丝织厂北面不远是另一个巨大的住宅区——泰和村，同样大名鼎鼎的浙江农业大学宿舍。经过泰和村就该路过杭州机床厂了，那是浙江机床制造界的龙头老大。杭州机床厂北面，隔了参差不齐的零星住宅，就到杭州红十字会医院，简称红会医院。那里红砖红瓦，铺展出一片漂亮之极的欧式建筑群，簇拥着红会医院的，就是刀茅巷幼儿园、刀茅巷小学。
刀茅巷小学前身是教会学校。我念小学时的礼堂，窗户都还是五色玻璃，也许正是当年的礼拜堂？小学毕业前我们几个同学去李校长家，看到李校长保存下来的照片：阳光下，一群身穿白色嬷嬷服的外国姑娘和中国姑娘灿烂地笑着。红会医院以前叫仁爱医院，是不是也属于教会？不得而知。那一带过去确凿有过所教堂，父亲说日本人打杭州，他和母亲带哥哥进教堂避难过，教堂屋顶铺着很大的红十字会旗。后来，我唯一的姐姐也扔进教堂的育婴堂。这件事是我家最大的一块心病，我无数次听母亲说起过。解放军刚进城，母亲和哥哥还去那里找过。他们去晚了，法国嬷嬷们早早回了法国，据说所有弃婴也带去了法国。一样不得而知的是，教堂、医院、学校是彼此独立，还是本来就是教会的“三位一体”？人留下的记忆永远十分可疑，那是一个尘封多年的阁楼，一抹阳光携微风掠过，惊动起来的不过是些如梦如幻的浮尘旧影。春天里一束干枯的鲜花，一个临窗而立的姑娘，或者秋雨过江时长亭复短亭的一段梦境，融进斑驳的落叶，不仅事实难以稽考，背后更是疑窦丛生。任何记忆无非都是感受的遗存，只与自己相关。阁楼中尘封一地的碎片，要靠自己刻骨铭心的感受才得以显形，同时赋予连缀它们的逻辑和意义。
简单回叙刀茅巷十分必要，是记忆的清理，更是感受的发掘，有点类似考古学的田野作业。有一个事实很快将浮现出来：刀茅巷小学的学生展示了杂居于小巷的所有阶层，一应故事只在三类人中展开：浙江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和红会医院的知识分子子弟们，震旦丝织厂和杭州机床厂的工人后代，以及两边都不挨，杂居那里的其他人家的孩子。三类人之间平日毫无交集，尤其是第三类，比如刀茅巷123号墙门：墙门里没有一户人家有单位，且无人识字。唯独我们家是个例外，在著名的公私合营时，我家的一台丝织机，换来了父亲母亲哥哥嫂嫂震旦丝织厂的工人身份；我哥哥读书读到高小毕业。我还有个远房伯伯也住墙门里，他是个还俗道士，识得些字，哪家若是来信了要看信回信都去找他。
我的血缘当然属于墙门里的这一族群。这么看来，这里所说的田野作业，换过一个角度，也可能是对我的成长史的盘点和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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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茅巷123号墙门及周边，生于1950年的有三只“老虎”。我落地在先人称“大老虎”。“小老虎”比我小几个月，长得又矮小又干瘪，名副其实得让人怪异。中间那只“老虎”，母亲快生他了，不小心踩空了楼梯，摔了下来，出生就是个痴呆儿。印象中他永远流着口水，歪斜在椅子上对人傻笑。我看到他便会心里一惊：要是坐在那里的是我不是他，怎么办？这事怎么想都想不下去。因为这事由不得我们——他没犯任何过错，那么我无非只是侥幸——这时我就对这只“老虎”有了物伤其类般的同情。庆幸的是，这只“老虎”对此懵然不知，直到有一年得病死去。“老虎”中进了刀茅巷幼儿园的也唯有我。原因很简单，公私合营了，家里人都要上班，没有人可以带我。母亲很快离开了工厂，因为两个侄儿相继出世，母亲需要照顾他们，一并料理这个看来人丁兴旺的家庭。
那时能进刀茅巷幼儿园的，基本都是知识分子子弟。我在这里与他们近距离接触，留下来的记忆以及他们的印象，都值得我羞愧：我肯定不是一个温文而雅的合群者。我从来没有温文而雅的训练；我不习惯温文尔雅和小朋友们一起玩；我甚至不能温文尔雅地参加集体活动。据说我足够聪明，但那聪明主要体现为破坏。我的一个同学二十来岁时见到我，还记得他辛辛苦苦搭好的积木被我一脚踢翻的情形。我说我记不得了，我真是记不得了，这样的事情一定太多——那时我在幼儿园能有的痛快，只有攒足劲一脚踢过去那一刻。其实我的不合群，许多时候源于对自己的恼怒：比如，老师带小朋友出去玩，两个一排排好队，我就是不愿意和那个花一般的小姑娘排在一起并且手拉手。她头上系着红得耀眼的绸蝴蝶结，她和她的红蝴蝶结，晃得我连眼睛都睁不开了。于是我就对自己十分恼怒。我顽固地拒绝排队拒绝手拉手，就类似于面对积木的那一脚蓄势待发。
我从小没有穿过买来的衣服和鞋，在幼儿园里，我当然不会有白衬衫白球鞋；我从未见过钢琴、地毯、洗手间也不懂饭前便后要洗手；我不懂礼貌不会讨人喜欢不说普通话张嘴就是绍兴话……在那样的幼儿园，那样的人群和氛围里，我只能到处格格不入，除了自我疏离然后不断恼羞成怒，我还能做什么？
即使到二十来岁学会了矜持，我还会敏感于知识分子家庭的细微陌生处，忽然手足无措起来。七十年代初我第一次从东北兵团回杭州探亲，几个初中同学约着去看一位女生。女生的父亲是浙江农大的教授，有一座独门小楼和不大的庭院。春初冬余，阳光熙暖，女生给我们送来了茶，用托盘托着笑靥如花。玻璃杯热气氤氲，水里浮动着几片柠檬，淡黄色里隐约见得浅绿。原来这也可以泡水来喝，我可是连柠檬也才第一次识得，我接过杯子的手就有些微微颤抖。
只有我们的墙门让我如鱼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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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茅巷123号墙门所有人都只说绍兴话，用绍兴话对应杭州话甚至普通话，听不懂那是别人的事；刀茅巷123号墙门没有读书人，没有人有单位，但都有营生一样生儿育女养家糊口；刀茅巷123号墙门没人进过饭店戏院电影院最多去去巷口的茶馆；刀茅巷123号墙门没人会说去书店买书倒有人在书店附近摆小摊；刀茅巷123号墙门的孩子除了我没人进幼儿园，没人有玩具没人叫宝贝都叫小猢狲……刀茅巷123号墙门里的人一直这么活着，外面的社会天翻地覆，也和他们的日常人世无关。他们的活法既然一以贯之，就与天地同在，与日月齐寿。
他们也有人生理论，不过是些“不要与人争田夺地，拳头一捏都是空的”一类。但若吃饭时有饭粒掉地，即便沾上鸡粪，也要弯腰捡起来放进嘴里，因为“一粒饭里四滴汗”；绍兴话把菜叫“下饭”——以把饭送下去为目的，所以绍兴人菜咸，可以用尽少的菜送下尽多的饭。绍兴人偏好干菜、霉菜，因为干菜能保存，而菜霉了还设法吃，则完全在于舍不得丢弃，这里有对吃食的一番珍惜之意；绍兴人又是未雨绸缪的，“出门带伞，吃饱带饭”，这种朴实无华里有难得的简静，让人想到古风。他们又往往简洁而慷慨，遇事少有盘算也就少了繁琐的心计。有一年冬天邻家失火殃及了我家，那天雪下得纷纷扬扬，母亲去外婆家要了床棉被回来，见一个乞丐蜷缩在屋檐下发抖，顺手就脱下棉衣递给了他。慷慨如此简洁就叫做天经地义。戏文里演壮士论剑美人誓盟他们听了会摇头，因为离他们太远显得华而不实，倒是节烈的白蛇呆头鹅般的梁山伯有与自己的亲近，那里有自身和自己踏踏实实的日子。他们虽说于社会无份，人世却有根。他们活着与社会无关，与人世则血脉相通来自天地祖先。
那是一个靠自己双手度日，却敢于藐视王侯的地方。家里的日常用具，只要自己能做，一定是自己用手做出来。那些各色挂钩就不消说了，比如挂篮子钩帐子晾衣服等等的钩子，用粗细不同的铁丝做出来，还要做出漂亮的弧形。挂篮子的钩子上方还绑上一种叫“老虎脚板”的植物，那里有坚硬的利刺，老鼠就不能溜进篮子偷食吃；挂帐子的钩子不妨用碎布细细缠过，不那么冰凉也不会损害帐子；晾衣服的钩子是和竹子衣架一起做的，简直就是眼下超市卖的晾衣架的原型，细心的人还会用砂纸把竹片磨光磨滑磨出曲线来。就是烧饭用的煤炉也不会花钱去买。我就做过几个煤炉：拣一个废弃的小脸盆当底，先细心用大剪子开出掏灰的小门，脸盆上架几根粗铁丝就是煤架了，沿着脸盆里侧围上一圈瓦片，想结实点就在瓦片外侧打两到三道铁丝箍。剩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花几分钱在小酒铺买个黄酒坛上的黄泥盖，放石板上打碎和上砻糠，里一遍外一遍反复糊在瓦片上，到足够厚的时候，顶部搁三到四块小石头用来架锅。接下来就等它干透了点火放煤球。
这么居家过日子，穷当然是个原因。但穷了就一定想做一定会做么？更多的是一种习惯，从并不那么遥远的乡村一起迁移过来，顽固坚守着作为安身立命的根基。就像杭州另有一些穷人身无立锥之地，终日流连旗下一带的茶馆酒肆，那里的习惯来之也并不那么遥远的八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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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见浓郁的黄酒味，我就会想起愈行愈远的刀茅巷123号墙门。暮色四合，灯光昏蒙，连瞎伯伯也吃晚饭了。瞎伯伯收摊回家总快天黑，他吃晚饭一定要喝些烫热的黄酒，到得酒酣耳热一定还会唱几句戏文，那么他一天中心情最好的时候开始了。
瞎伯伯不瞎，只是视力不太好，我不明白一个人不识字怎么会视力不好。视力不好的瞎伯伯每天挑着一副担子早出晚归，担子一头是些零食和水果，另一头系着十几根甘蔗，在刀茅巷口鳞次栉比的小铺前，瞎伯伯的担子显得那么孤独和单薄。不过我们要是有几分零花钱了，到瞎伯伯的担子买吃的，一定比任何一家铺子给得多。我们更喜欢他吃晚饭了去找他，你买一两块糖他一定不收钱。瞎伯伯带着一个儿子过，那儿子要比我大十几岁，辈分相同却如同隔了一代。瞎伯伯的老伴呢？不知道，也想不到问谁。隐隐约约有个印象：他没有老婆，儿子是年轻时和一个相好生的。那么，靠肩上这副担子，瞎伯伯要养大儿子，一定不是件容易的事。
他儿子似乎不那么争气，早上眼睛一睁就见不着人影，经常连吃晚饭了也不见得回来。有一天终于玩出了事情：两个民警带着他走进了墙门，走到瞎伯伯家门口几乎整个墙门的人都闻风出动，民警的意思是那儿子一直在赌博，现在赌窝被警方一锅端了，要起赌资——你儿子可是大赢家呀，民警说。瞎伯伯的酒刚喝了开头，他说他要是赌钱赢了还用得着我起早贪黑摆这个小摊么？民警说这是他的事你要问他快跟你爸说钱藏在哪里了。瞎伯伯说对啊你倒是跟老子说说你的钱呢？你有钱了老子不是跟着享福么？儿子低着头一言不发，瞎伯伯说你们翻吧老子这里一张床一个灶台还有这张破桌翻出钱来都是你们的。民警说让你儿子说他赢了钱他知道藏在哪。瞎伯伯说听见没有你交不出钱老子更没钱你还是跟警察走吧别耽误老子喝酒。民警说别急你喝你的我们等一会你喝完跟我们一起走。儿子这时候抬起头瞪大眼睛有点急了，凭什么你……你们凭什么跟我爹没关系你们凭什么带他走？民警说你看你看你交出钱和你爹是没关系可你不交你爹就得一起走。儿子低下头又是半天不说话等他抬起头眼睛已经红了。他从墙角搬出一个刚刚糊好的煤炉朝地上一摔煤炉应声碎开，剥落的黄泥中有几张钱索索发抖，儿子说都在这里了你们拿走吧别为难我爹了。民警嘻嘻一笑说你看你看就这么简单好吧老头没你的事了慢慢喝你儿子还得跟我们走。瞎伯伯站起身来好像有点晃悠，他慢慢走到儿子跟前凑近他的脸像是想看仔细些，然后一巴掌给了儿子一个大耳光，说滚吧老子算是没养你跟你说过再穷也不能赌你就听不进去你欺负老子瞎了眼！说罢回到桌前顾自喝起了酒仿佛眼前空无一物。
我对这件事印象深刻，原因全在于那个煤炉。瞎伯伯的儿子糊那个煤炉是因为当时我正在糊。他过来跟我打了个招呼我有点受宠若惊。他那个煤炉其实是我帮着糊的我想他要是不说民警还真没办法。后来我听母亲说瞎伯伯恨赌因为他小时父亲也嗜赌，他母亲不得不离开他父亲瞎伯伯就如同是个孤儿。瞎伯伯宠儿子是想着自己小时候的苦，没想到儿子还是伤在赌上老话说劝嫖不劝赌。母亲的话我似懂非懂现在回想真是至理名言。另一个印象是瞎伯伯的儿子劳教回来我亲眼目睹那一幕。那是差不多四、五年以后了。瞎伯伯的儿子后来送去新疆劳动教养，放出来后他就在当地就业但是先回家看望父亲。他披着一件军用棉大衣走进墙门时春阳一地，他就像电影里的人出了远门而今衣锦还乡。邻居问东问西他回答起来口若悬河。没人觉得他低人一头他也没有丝毫的自惭形秽。是我上气不接下气从巷口叫回瞎伯伯。瞎伯伯一进墙门儿子当众就跪倒在地，瞎伯伯一脚踹去儿子不躲不闪晃了晃又跪正了瞎伯伯扬长进了家门。晚饭时母亲递给我一碗红烧肉说你送瞎伯伯家，我端着碗出门就闻到了一股浓烈浓烈的酒香。我以后漂泊天南海北，孤灯寒雨下就会闻见这样的酒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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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我幼时开口早，两岁了母亲夏夜抱着我在院子乘凉，月光如水，母亲说一句我学一句学得十分流畅：
一颗星，隔棂灯。两颗星，挂油瓶。油瓶漏，好炒豆。炒得三颗乌焦豆，隔壁嬷嬷搽癞头。癞头癞，加乌豆。乌豆香，加辣酱。辣酱辣，加水獭。水獭尾巴长，加姨娘。姨娘耳朵聋，加裁缝。裁缝手脚慢，加只雁。雁会飞，加只鸡。鸡会啼，加蜉蚁。蜉蚁婆婆会爬墙……
这儿歌的特点就是拉来扯去不知所云，但循环无穷里有押韵朗朗上口，尤其用绍兴话念犹如在吟唱，现在懂得这没有意思才是儿歌的正道，一句句要都说教就成了高头讲章。拉来扯去也自有它的意思，哪天无意中或就开了人的聪明。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胡乱看新译介的系统论和混沌论，忽一日看到“蝴蝶效应”，说南美洲亚马孙热带雨林里蝴蝶扇了下翅膀，两周后美国得克萨斯州就引起一场龙卷风。我看了笑起来：这不就是“一颗星，隔棂灯……”么？宇宙和自然界统一为整体，且又生生不已，把它割裂成互不相干，或又把龙卷风看做蝴蝶扇翅膀的结束，都不对，都是人自以为是生出的坏毛病。西方人也有类似的民谣：丢失一个钉子，坏了一只蹄铁；坏了一只蹄铁，折了一匹战马；折了一匹战马，伤了一位骑士；伤了一位骑士，输了一场战斗；输了一场战斗，亡了一个帝国……不过西方人重因果拘泥逻辑，还是欠缺了——前因后果清晰如此哪里有“一颗星，隔棂灯……”的好？系统论和混沌论最后落入因果逻辑，终究成了无趣。禅宗里赵州老和尚说，“天下人在明白处，只有老僧一人在不明白处”，细想真是好！茫茫自然界的有趣与生机，岂不都在拉来扯去的“不明白处”？
这类儿歌靠口口相传，它的出处早就淹没于岁月渺无踪迹。另一类儿时口口相传的是故事，绍兴一带传说的徐文长的故事，尤其让我们乐此不疲。半斤黄酒下肚，这位绍兴先贤在父辈嘴里，像个刁钻古怪的远房亲戚，专以捉弄人为乐事。从清早起来到夜了睡下，徐文长无时不刻都在捉弄人，捉弄同伴捉弄教书先生甚至捉弄父母长辈，那些捉弄个个无伤大雅却让人处处防不胜防，无不透露出他的聪明有趣来。故事讲到最后，父辈总会开心得意笑起来，好像这么聪明有趣的竟是自己，我在这里懂了“跌宕自喜”的好意思。接触戏文最早也是靠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宝莲灯》等等，都是被窝里听母亲翻来覆去讲得烂熟。再有就是跟着父亲去巷口的茶馆听“大书”，听得时间最长记得是《金台传》，说书人未见得识字，一路说下来也没有蓝本，随讲随编本质上和那些儿歌差不多。八十年代初，几个杭州朋友凑一起写长篇小说《金台传》，还编了同名电视连续剧，底子和我一样都是在茶馆打下的，那创作方式也类同于说书人。
墙门里没人识字不等于没有文化，这文化不靠文字靠言语，因此与所谓教育无关却是真正的传承。人类没有文字时传承就已世世代代，更不必说现代学校了，按说这才该是教育的本源。我小时候听大人的话听得半句，喜欢抢着说“我晓得了晓得了”，母亲就会讲故事说过去有个小孩，一天上茅房，大人告诉他茅房撑手的木杆朽了才说得半句，他就说“我晓得了晓得了”，到茅房刚蹲下手拉断了木杆掉进了粪坑。再比如说吃饭，佛有三十六相，却是吃相第一：碗要端在手里，大人下筷了小人才动筷，第一筷一定是最差的菜，筷子绝不可在菜碗里翻来倒去，凡在碗里的都要吃干净一粒饭都不许剩；还说“要惜福不可惜力”，因为福越用越少而力气做做又会有的……都在人世的细微处着眼，规矩具体明了，鲜见有说教却常配故事深入浅出，这样的传承立足人世总不脱做人的道理，这才是真正的教育，耳濡目染间把人一步步引向超拔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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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来，我在幼儿园不合群半是恼怒还有一半是不屑。恼怒源自面对陌生的心慌，积木和红蝴蝶结是陌生的，越是优雅亮丽越让人心里发慌，更何况后面是更陌生的世界隐隐约约。要是把这说成自卑也不是不可以。而不屑不带褒贬是一份踏实，因为背后有着墙门还深入骨髓。只说玩吧，不错我们没有玩具没有教养也不懂节日买花点蜡烛，但是我们能够有的，却是幼儿园的同学作梦都想象不出来。他们或许也想效仿可他们没有同样的双手和想象力。我们是田边地头的野草他们是温室里的豆芽，我们托阳光晨露之福蓄满民间元气，他们受知识教养之祸张嘴就是废话。我对知识分子子弟一直心存疑惑难得性命相托，他们若是有难我会倾力相助，可心里想告诉他们只能自己救自己。
还是言归正传。即使只说玩，我们这些城乡结合部的孩子尤其善于自己动手，因地制宜。菜地四周的篱笆随便抽一根，就是现成的马鞭，玩出怎样的境界就看你的兴致和想象力了；掰一根竹子拿回家用火稍稍烤一下梢头，用拉二胡的弦穿上缝衣针做的鱼钩，剪一条废牙膏皮卷起来作为鱼坠，就成了一根不错的钓竿。蹲下来在篱笆墙底部用碎碗片轻轻一挖，肥肥的蚯蚓卷作一团，那是什么鱼都分外相宜的鱼饵。秋天墙根断垣的碎瓦下，蛐蛐声响成一片，能不能识得好坏并且逮住它们这才叫本事。最出色的蛐蛐得去坟地找，那里气氛阴森萤火虫翻飞来去，能够在那里逮着蛐蛐不光靠技术还需要足够的胆气。过年了，用大人给的压岁钱买一串百子炮仗，谁要是一气点完谁就是超级傻瓜。聪明的玩法是把它们拆成一个一个单炮仗，塞进竹篱笆上面的细口，还得留神不能漏下去。香是早就点燃了捏在手里的，细心点了引线，炸开来的那一刻非同寻常，不仅声音巨大——想一想游击队把炮仗放进油桶里的那种感觉吧——而且竹子炸裂的程度，又是互相比赛的一个内容。
后来读闲书读到古时炮仗就叫“爆竹”，我心有一动，儿时的玩闹一下就接通了历史的甬道。历史不动声色的延续，密布于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于是，民族绵延数千年的民俗，就这么蔚然而为全民族的盛大节日，更不消说孩子们的盛大节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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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开始于旧历新年的脚步声远远传来的时候。记忆中先是扫尘，把大扫帚系到竹竿上，高高举起，把积满灰尘的梁檩椽柱仔细扫过，纷纷扬扬的尘灰中有一股陈年味儿，透着几分熟悉几分亲切。所有的家具差不多都搬到天井里，沾着滚开水泡就的碱水细细刷干净。如果有条件，摧枯拉朽般撕去贴在板壁上发黄的旧报纸再贴上新的，屋子里居然还有了油墨香。若是还有闲心，不妨把地面也收拾一番，泥地经过一年早已突凹不平了——在我看来，经过这样的清扫劳作，新年穿新衣才有充足的理由。接着就是送灶王上天和祭祀祖先，印象里时间肯定不在一起但是仪式却相仿，堂前都是一年中少见的丰盛饭菜，白锡烛台插着蜡烛粗陶香炉点着线香，袅袅的轻烟缭绕在分外洁净的屋里，自己也觉得突地清洁了几分。再下来才是除夕夜的团圆饭和守岁。一年辛苦，这顿团圆饭让人从心底里珍惜，菜肴的丰好和亲情其实倒在其次；除夕夜也是一年中惟一不再劳心劳力的时候，那就不妨围坐在一起，说些平常日子难得说说的闲话，只是孩子们早就出去放炮仗了。初一照例是在闲散中打发的，大人们会凑一桌打几圈麻将，一人身边一个瓷坛子里面装着点糖果，那是他们的赌资。孩子们或者会绕着桌子追逐，一边跑一边伸手讨颗糖吃。然后就是初二初三走亲戚了，新衣服穿着，压岁钱拿着，口袋里糖果装着，一天到晚傻笑着。
春节过毕很快是清明，那是祭扫祖先坟墓的日子。父母几天前就开始忙了，清明前一夜把供品艾饺香烛纸钱仔细放进盒担，考究点的纸钱还是请人念着经现叠的。清明那天清早就出了门，一路坐车换车，太阳半天高了才到了坟山前，那里早已人头攒动沸沸扬扬。随着发散的人声被坟山渐渐吞没，松柏林间开始有香烛的青烟缭绕升起。盒担里的供品在坟前的石板上放好，纸钱按人头一堆一堆摆开，还要专门摆一小堆打发路过的孤魂野鬼。香烛点起，按照大人的吩咐把几个头按规矩叩罢，有谁发一声喊，几个小孩便争先恐后窜向山野。零散的松柏林像解散的士兵，灌木丛却绿得晃人眼，有几只松鼠竞相在树上跃过，布谷鸟有应有答一声一声叫着，听来只是深远。那几个孩子突然就静了下来，停住脚你看我我看你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林间有清风拂来，身上的汗渐渐就有些爽了。这才看见身前身后漫山遍野，杜鹃花开出了一片天地，恍惚间似能看见祖宗温情的眼睛；
端午节的郑重其事让人肃然，从贴菖蒲开始就不同寻常。母亲把菖蒲剪成两把宝剑模样，我帮着她往大门两侧贴，就觉得有点鬼气。那菖蒲有一股浓烈的辛辣味，像与冥冥之中打什么招呼；记忆中天井里还燃起一堆艾草，阴燃着不见火光惟轻烟缭绕，那味道也浓烈而辛辣；粽子是前一两天就包好煮就了的，只记得粽壳的香味没谁想起来吃。母亲往一样辛辣的烧酒里调雄黄，指头沾了在我和侄儿的额头写王字，墙门里所有头顶王字的小男孩，走路都不似以往轻佻。灶间能见大蒜和大葱了闻着也辛辣。没有龙舟竞发的印象也没听说过屈原。但是人人会在端午想起白蛇娘娘和许仙。白蛇娘娘在端午节喝了雄黄酒现出原形，挑唆许仙劝酒的是那个法海和尚。对这个故事所有人都熟得不能再熟。有时也担心雄黄酒味里也会现出什么东西，进里屋时不免瞥一眼床上和四角。讨厌法海和尚骂他“多管闲事多吃屁”，白蛇娘娘招来虾兵蟹将水漫金山寺，听起来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快意恩仇。母亲喜欢的是结尾，说儿子中了状元哭倒了镇着白蛇娘娘的雷峰塔，说这就是孝道就是志向从小就要学好，我想换了我不中状元也要一脚踹了那座鬼塔。端午节说白蛇传比说屈原好，白蛇传里许仙善良懦弱只是伙计本色，白蛇娘娘也只有和许仙做平凡夫妻的心思，她对许仙好好到了不惜性命，这都是民间常景，却有着绿水长流青山不老的绵延气息，历史也就在日常人间了。对平常日子的珍重和叛逆时的轰轰烈烈，都得力于民间充沛的元气，也是民间赓续不绝的魂灵。而屈原不仅做人过于执，连写的楚辞都嫌太认真。胡兰成说屈原“太缺少叛骨”，我看他是个货真价实的士大夫，浑身上下都是庙堂气息。
接下来就是中秋了。暑热刚消，日头慢慢见短，身上变得秋阳般爽利。中秋有应季的水果和最好吃的月饼，还有自己糊好的兔儿灯。那兔儿灯以细篾片做框，铁丝绞出烛台，再细细用半透明的桃花纸糊好全身，插上短蜡，专等着月亮升起那一刻。在所有的民俗节庆中，惟有中秋祭祀月亮婆婆是单独的仪式，和家里人吃饭无关更像是艺术。中国民间艺术的好好在不必是浪漫，把月亮称作“婆婆”而不是“姐姐”“姑娘”，因为那里有对山川日月的肃穆敬重。晚饭吃完收拾好锅碗瓢盆，天井里支上小桌，放好烛台。供品不过是几碟水果一碟月饼。烛台前供一碗清水。点上香烛，就随着母亲给月亮婆婆上拜，那仪式也贯穿素朴的敬重而非风光旖旎。终于等到香烛烧了过半，母亲说过来吧用月亮婆婆的水洗洗眼睛，她用手椈起那碗里的清水滴几滴在我眼里，清清凉凉就浸漫开难得的澄澈清洁，抬头望望月亮，只觉得天色如水月色也如水，一样澄澈一样清洁，就低头点上兔儿灯，抬脚跑进无边的月华中。
这就是儿时的节日，连同儿时关于民族乃至文化的教育。对照现在的儿童，我们的童年真是有福了。如果说春节是一出热闹的大戏，清明则是快乐活泼的小曲，端午有着佛堂法事般的凝重，中秋却清朗得像天际的一抹浮云。如果说春节像油画色彩斑澜，清明则如轻灵怪异的草书，端午分明有着民间版画的奇拙，而中秋却是山水画半是线条半是空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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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人与人之间只有不同其实并没有界限，我在这里刻意说到知识分子，一定是我后来读了点书得来的毛病。界限是意识的产物而不同只是感觉，界限是已得的知识而感觉则是格物之始。比如我的同学们开始吹口琴了，我便感觉到了不同，因为买口琴需要钱而没人有钱给我买口琴。但是我那时有了管相当不错的箫，我无师自通摸索着学会了吹箫，这就为我以后有条件的时候学拉二胡甚至小提琴创造了一个开头。
箫是对门三奶奶送给我的。三奶奶在刀茅巷123号墙门中是个异数。在我的印象里，那时三奶奶有六十多了而三伯伯才五十出头，他们的儿子阿武总是说不想活了不想活结果真的不久以后就死了。阿武死后三奶奶家的活基本上就成了我的事，我说的不外乎挑水买米买煤球这些力气活。三奶奶家住着前排平房的后半间屋，不仅总是干净异常而且家具件件精致让我闻所未闻。比如三奶奶有梳妆台这在墙门里绝对独一无二。三奶奶喜欢用刨花泡了水然后沾着刨花水细细地梳她的头；三奶奶瘦削白净身上一尘不染穿着总是与众不同；三奶奶家里还张挂着一些发黄的照片这在墙门里也十分罕见。最为特别的是三奶奶和三伯伯说话总是细声细气从来不吵架，在这个墙门里大着嗓门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该是家常便饭。等到我开始上小学我就帮着三奶奶写信，我坐八仙桌这头三奶奶坐那头三伯伯站在三奶奶身后，他们一边说我一边记我记得这时他俩满眼含着笑。衬着那些发黄的照片他俩眼里的笑意就像灶口跳跃的火星。那管箫就这样带着笑意送给了我，我记得那箫通体金黄箫身还刻着一行诗落款处还有乾隆字样，我接下箫就像平常接下一个桔子或者一角买水钱，那种简洁清静现在想起都是一种福。
三奶奶和三伯伯去世时我正在冰天雪地的黑龙江屯垦戍边。有一天我哥哥打侄子随手操起箫不想打在床沿上登时碎了几条缝。我回家探亲时兴趣早就转向读书哥哥说起箫很有些过意不去，我摆摆手意思是不值一提不提也罢。那时我成天忧国忧民回到家里整夜看书。哥哥下夜班到我房里小坐忽然谈起邻里间的琐事，从那管箫说到三奶奶和三伯伯，我问哥哥他们像是有钱人怎么也住这个墙门又靠什么为生？哥哥一番话犹如石破天惊让我惊觉，原来人生可以这样富足慷慨顿时自惭形秽——原来三奶奶是某地富豪家的小妾而三伯伯是那家长工，他俩好上就逃到杭州做了夫妻。杭州城丝织作坊多如牛毛比如我家就曾哥哥嫂嫂父亲母亲围着一台织机转，里面有一家人的生计连同渺茫的希望。这样就滋生了一门行业叫做修机工其实就是一些粗通丝织机械的师傅，他们通常把家小留在乡下只身一人在杭州漂泊。这些修机工走这家串那家难免惹出一些浪漫故事可是没有条件幽会，三奶奶和三伯伯就会主动把房子让给他们。三奶奶三伯伯看他们就像父母看着孩子，修机工和他们的女伴也视三奶奶三伯伯如同自己的父母。三奶奶三伯伯不收一分钱修机工和女伴隔三岔五来来时带斤肉三五斤米，三伯伯先走“五七”那天三奶奶也走了，那些修机工和女伴有的已经结婚做了夫妻就像子女给他们送了终。我听完这个故事半天没有说话，不是无话可说是觉得说什么都未免浅薄。民间百姓从来就有自己的活法,强悍坚韧不需要谁来拯救，倒是忧国忧民的我陷进的不过是自大和轻狂。
我就是从这时开始，去领会刀茅巷123号墙门的魂魄的，包括我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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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哥哥大我十七岁，其实他之前还有两个哥哥，分别都夭折了。哥哥养到四五岁又有了个姐姐。那时全家靠父亲拉黄包车维持生计。日本人占了杭州，城门口和主要街道都安了岗哨，路过个个要向他们鞠躬。父亲拉车本来就是低头卖力气，一个疏忽，忘了停脚抬头表示致敬，被劈头盖脸挨了一顿嘴巴。绍兴人的某根筋就这样被挑起来了——父亲一气之下弃黄包车于不顾，也就是弃母亲和哥哥姐姐的嘴于不顾。
父亲这样的“一根筋”有过几次。邻里间常说的一起是：他的一个好朋友潦倒时正要娶妻，父亲当时还算有几个钱，干脆送了他一堂家具作贺礼；几年后那个朋友开始转运，正好邻里间商量凑钱修路，那朋友也许是穷怕了，居然一毛不拔。父亲一气之下，上门要朋友还他送的家具，然后在他家门口一刀一刀劈了它们。还有一件是哥哥喝了酒告诉我的，他说父亲活得再是不如意，还是潇洒过。他记得小时候父亲一直向往上海，一次倾家中所有——几两黄金吧，顾自去了上海，十几天后花光了钱才心满意足回了家。我想象父亲在上海街头寿头寿脑活脱一个乡下人，他只顾自己看西洋景不去理会上海人看他的眼神。绍兴人的“一根筋”半是傻半是跌宕自喜，只是容易拖累了身边的人。
父亲和日本人怄气，无奈的是母亲。母亲只好把生下不久的姐姐扔进法国人的育婴堂，给人当了奶妈，来养活哥哥特别是那个从此呆着不出门的父亲。母亲当奶妈那家人家，彼此都认识，也算得上有些旧谊。母亲不消说不懂阶级压迫阶级剥削，反倒总觉得人家把她当客人。她不只一次跟我说过，那家做好了菜我母亲第一个吃，因为她奶孩子需要吃得好；日本人的飞机飞来扔炸弹，那家主妇把棉被在水里浸湿了，蒙在八仙桌上，躲进去的就是他家的儿子和我的哥哥。民间判断是非其实非常简单，那里有道理更有人情，革命因此从来就不可能自发产生，需要宣传动员包括煽动。
说这些旧事更想连带说说母亲。母亲自小性子刚烈，缠脚只缠了几天就以性命相争，最后方圆几十里的适龄女孩只剩下她一个天足。九岁那年她被外婆牵着手坐一夜的航船，从绍兴安昌乡下直接进了刀茅巷123号墙门，我一直无从揣度她心里是忐忑还是对新生活的憧憬。母亲的九岁开始于滚烫的木桶，那里煮着一桶蚕茧，上下翻滚的蚕茧被一双烫红了的小手捞起，一根根丝这时才能被抽出来——都说春蚕吐丝是一件沤心沥血般的事情，但是假若这丝最后为人所用，缫丝实在是更加痛苦。这样的日子日复一日地往下过去，除非为了生计，想来很少有人能够忍受。但是对于母亲来说，我想更大的可能是她从来不会想到或许还有更好的生活。在开始时，一个人对生活的忍耐力绝对和眼界相关。然后这种忍耐便会成为习惯。也就是说，被太多人视为地狱的地方，对另一些人可能是正常不过的常态。我在母亲身上感觉到的就是这一点——她从来不曾抱怨生活的艰难。没有任何文化的她，绝不会从哲学或别的角度去化解艰难。她刚烈的性子也不是逆来顺受所能够解释的。她只是习惯了面对艰难，并且用超人的坚韧和实干一步一步去度过艰难。她跟我说过不知多少次：做人一世，在的就是好的。相比较于“不在”，“在的”确实是好的，那里有自身在日月里历历分明。倘若与“在”有相伴相随的坚韧，则就有度过时或多或少的感恩，想来正是这些支撑了母亲九岁开始的人生。后来读《心经》读到“度一切苦厄”一句，便又想起母亲，眼前竟一片澄明空廓。于是我就鄙夷“战胜”“超越”一类字眼，因为那里没有滋味——比如一双小手长年累月浸泡在高温中的全部滋味——堕入的不过是虚诳。
母亲在十六岁那年嫁给了父亲，这家小作坊中的长子，他那年已经二十六岁。祖父卸下肩上的豆腐担子，走的时候把这家作坊连同养家餬口的责任留给了我父亲。所以嫁给了父亲的母亲实际上也一并嫁给了责任。她嫁给父亲后几乎没有过过好日子。第一第二个孩子夭折了第四个扔进了育婴堂。生我那年她39岁了接着又有了身孕，这回找了个土方想坠胎不想大出血只好到红会医院动手术。哥哥嫂子去了贵州建设三线，她要拉扯我还有两个侄子。第三个侄子生在贵州遵义母亲去接他回来，一字不识的她居然敢坐火车到衡阳倒车到都匀，再坐汽车去遵义，下了车脚全是肿的那时她也五十开外的人了。父亲去世那年我才十五岁母亲靠给别人洗床单补贴家用，我所有的世界观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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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不合群到了中学还是如此。记忆中放学回家很少有同学在一起，只记得自己看着脚下的影子忽长忽短，忽前忽后。脑子里也不知道在想着什么，总之漫无边际。上学时班里轮流值日做卫生，轮到我的日子我总是要求扫地，做卫生总是从扫地开始的，扫完地我就撒腿走人，其他同学即便打扫完卫生，也玩闹着磨蹭着恨不得不回家。在那个时候，这就叫作缺乏集体主义精神。
关于集体主义我以后再说。我不合群可从来没有闲着，刚上初中我就开始挣钱了。我那时的零花钱是每月一元，包括理发、上下学坐公共汽车和偶尔没吃早饭的早点钱。我从来不坐公共汽车无论去多远。每月一次理发是免不了那就尽量理短一些。班级搞活动我知道不能向家里开口要钱，没有钱的时候只好不参加。我的挣钱开始于初一那年冬天：因为怕上学迟到就起早了，走着去学校时路灯昏蒙寒风凌厉，我缩着脖子边走边背英文单词，路过庆春门见一溜给城里送菜的大榻车，正桥上桥下挣扎着。庆春门是农民送菜的必经之地，那菜堆得几乎看不到拉车的人。也许有残雪也许是厚积的霜，车拉上去又往下滑，好不容易上了桥往下又刹不住。我把书包一扔袖子一卷就帮着推起了车，推过桥帮着拽住车，就这么相帮着推了十几辆车。我弯腰去拣书包了，为首的那个农民叫住了我，掏出皱皱巴巴的一块钱塞到我手心。一点都不夸张，那钱就像课文说的带着体温，令我半是感动半是高兴。农民说你这个伢儿不错，下午四五点钟再来帮帮我们怎么样？下午放了学我兴冲冲过来时，他们翘着腿坐在装满红砖的车杠上，那个农民瞥见我扭头大笑道：怎么样我赢了吧，阿三夜饭的老酒钱你出定了！我还是一辆一辆相帮着推过了桥，又是一元钱！
一天挣出两个月的零花钱！我跑着回家把钱交给母亲，母亲盯着我听我说着过程，低下脸用围裙角擦擦眼睛，对我说去做吧去做吧，晓得挣钱了是件好事。你听牢做人没有做煞（死）的，钱我收着要用问我拿。我知道我又做了件让母亲高兴的事。
中学的暑假完全是挣钱的暑假。八十年代写小说，我把这一幕写进了小说《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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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多年以后了，有个饭局，官拜厅长的一位老朋友突发感触：文革刚起来的时候，我亲眼看见在西湖边，有个女人一边跑一边把手镯、耳环摘下来往湖扔。那天晚上，半夜我起来上厕所，看见父母房间还亮着灯，我凑着门缝看，父亲弯着腰正在烧东西……扫“四旧”算是干净彻底了——你们都记得扫“四旧”展览吧？怎么文革结束没几年，有那么多的古董珍器就都冒了出来？
我接口答道：那是因为文革到我们墙门就停止了，它进不去，什么运动都进不去——一个没人有单位、几乎全不识字的墙门里，那里的七八户人家，整天为了衣食操心忙碌的人生，与文革有什么关系？
1963年春末夏初，我临近小学毕业，一天校长来毕业班讲话，话题忽然引到了中苏论战——写到这里，查了一下百度，“九评”是那年9月起陆续发表的，那么，校长一定是听了党内传达——中苏“不好”了，即使是小学生，这个消息也足以让人兴奋莫名。我从学校一路跑回家，父亲肺结核复发早就病休在家，坐在昏暗堂前八仙桌边喝茶，听得我一说，一把拉住我：“你和我说说，中国和苏联怎么就不好了？”那双眼睛忽地就冒出光来，晶亮晶亮盯着我。我家拥有墙门里唯一一台收音机，那是父亲逛旧货店淘来的，在家闲来无事，他就细心在收音机里找绍剧听。此后他开始注意收听新闻广播，听听而已，也从不议论。
1965年底，我临近中学毕业。我肯定不会念高中，因为没人会供我上大学。后来慢慢懂了，墙门的要害是从没有大学的概念，说到技校都已属高不可攀。校长年初找我谈过一次话，让我跳级上高中，我只答复他两个字：“没钱”。那时的念想就是技校或者干脆辍学找份活干。早早把这份心思竖起，上课一下就离我远了。初三上学期基本学完了课程，瞄准本校高中的同学迫不及待投入了复习迎考。年底年初，西北风越刮越紧，一日冷过一日。塘里早就下不去人了，停了逮鱼摸虾又找不到零活，我就泡学校图书馆，胡乱找书看。有一天在阅览室看《三家巷》，眼见天色昏濛，正想去开灯，学校广播站突然开始广播，广播的是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怔怔听了一会，从报架那里取来《文汇报》，发现“清官”“贪官”已经吵成一锅粥。心想，“贪官”肯定不好，如果说“清官”比“贪官”更不好，那什么官才是好的呢？总不能没有官吧？班级里还有班长和团支部书记呢！
春节过罢，初中最后一学期日复一日，进了教室感觉自己犹如陌生人。老师知道我心思已定，也不怎么管我，我索性天马行空。转眼桃红柳绿，燕子又回墙门檐下做巢，廊子里我的赶网湿漉漉晾在通风口。清明节给父亲上坟回来，进墙门看到四处挂着刚洗的隔年床单被套，滴滴答答如刚下了雨。端午那天照例用雄黄酒写“王”字，母亲把着我的头，心里有了几分不自在，觉得自己大了。墙门一切依旧，日子也依旧。只是哥哥嫂子千辛万苦总算调回了杭州，回到震旦丝织厂早出晚归。三个侄儿陆续进了刀茅巷小学，一个侄女也在幼儿园。家里人进人出热闹了许多，吃晚饭时八仙桌围坐了一桌人，昏黄的灯光下母亲的白发格外触目。
初夏在江南是突如其来的，没有任何征兆，突然太阳就热得晃眼，没有风的日子，蝉鸣叫出午后的一份沉寂。学校的法国梧桐树遮出满地浓荫，教室的窗户整天敞开着，广播声也显出几分燥热。同学们叽叽喳喳着，教室的安静就有了几分虚飘，三五成群争论的，已经是文化革命这个新词，张嘴之际兴奋溢于言表。传言在校园飘荡，能看见总有人在墙脚交头接耳。高中有些人骑着自行车飞快穿过校园，衣襟缭乱出紧张和匆忙。
这一切在我身边却离我很远，放大了我的陌生感，奇怪的是我没想去了解它，陌生就让我脚下觉得有些浮漂。好在总是在学校匆匆来去，校园的一切就犹如街景，那遥远里还有着若接若离的飘渺。
后来我一直在想，要是没有那场《三进山城》的电影，文革于我会是怎样的形态？我的文革又会怎样出现怎样消失？那天我是奔着《三进山城》去了学校。正和同学一起等着进电影院，有同学汗淋淋跑来，远远地大声喊着，忽见同学们轰的一声，转身都往学校跑。我也跟着跑，转过巷角，就见校门口一片混乱。穿过混乱，像是进了个炸了的马蜂窝，校园里到处都是人，逃难似地赶向大操场。被人群挤搡着到了操场边，四百米跑道的操场挤得水泄不通，高音喇叭声时断时续飘来，远远看得南端司令台上，几个高中生围着校长，有人给校长脑袋套上字纸篓，有人七手八脚把校长摁下腰，口号声就响起来了，从稀稀拉拉很快变得整齐一片。陆续有人跳上司令台发言，发言稿是要预先写好的，这个会就不是某些人的心血来潮。忽然，我们班也有同学跳上了司令台，还是个班干部，我觉得脑里有东西轰的升起又迅疾沉下，闪过校长谈话时那张笑脸，心里空荡荡的想吐。
游行很快开始了，校长被几个学生押着，队伍凌乱，喊口号的手臂像糊涂乱抹的画，校园变得夸张而虚幻。身边有同学对我说道：走吧，没什么好看的了。
文革对于我，就这么突然开始又突然结束了。我真的走了，回我的墙门而且毫不回头。深秋时节，我16岁生日前后，阴差阳错间一天路过学校，只见校园黄叶飘零，风吹着大字报沙沙作响，碎纸片散了一地。远远看见校长在扫地，飘飘忽忽像不真实的影子，阳光斑驳，他的头发在秋风里分外凌乱，路过的同学没人看他一眼，我感到了什么是凄凉。
两年后，有同学辗转找到了我，通知我“复课闹革命”了，赶紧回学校。我心说上课和我无关革命更是和我无关。拖延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每一个人都无法逃避，许多同学抢先去了浙江农村，不管如何总是离杭州近些。我的标准是：离杭州最远同学最少，所幸有个黑龙江两者得而兼之，我便义无反顾。
不知是幸还是不幸，所有的同学此时都回到了同一条起跑线上。从刀茅巷口蜿蜒而来的一切，朗诵组和歌咏队，少体校和少年宫，更有建德村、泰和村的大学之梦，悉数被雨打风吹，零落一地，只有墙门冷眼中岿然不动。那一页，要到1977年恢复高考才算翻过，那已经是八年以后了。
2022年8月29日
作者简介
何志云，1950年生，浙江杭州人。1973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1969年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后调任黑龙江省文化局创作评论办公室评论员，1977年后历任浙江省教育局《浙江教育》编辑部编辑，《中国青年》杂志文艺部编辑、文艺部主任、编委兼文化生活部主任，光明日报社文艺部副主任，中国文联《文艺学习》编辑部主任，中国电影出版社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环球企业家》常务主编，《中国摄影报》总编辑。
著有文艺评论集《印下指爪——何志云文学评论选》，专著《中国感受》《走向成熟》《青春party》，散文随笔集《迟到的缘分》《深夜独语》《最后的角落》《昨日的心情》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