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浮在风中的记忆

2022-11-132022-11-13 Editor 63

东瑞

每次搭上那有百年历史的古老电车，坐在上层的窗口边，享受着前方扑来的凉凉的风，总会想起了七十年代末那漂泊的日子。有好几年，我手拎着一个扁扁的公文箱，出入于港九大街小巷，推销出版社出版的新书或再版书。当时乘搭的交通工具就多半是残破的电车。

电车：行街的工具和轨迹

秋冬的日子，电车窗口的小缝会灌进凉凉或冷冷的风。

多数是午后，我就出动了。上午我为公司整理昨天推销的战果，开开发票，下午，就在公文箱里摆放几本近期公司出版的新书，按经理的吩咐，或我预定的路线，开始了大半天的“行街”（粤语“推销”之意）。有时几家添书的数量不多，三五本而已，我会顺便做“送货员”一起送到书店。

出版社虽然只有几个人，但历史悠久，出版过司马文森的《折翼鸟》、何达的《你就是天才》、夏易的《香港小姐》、唐人的《金陵春梦》、谢雨凝的《雨后朝霞》、侣伦、吴其敏、萧铜等老作家的书，非常吸引我。那时我就是因为经常到书店看到这家出版社出版的书，在彷徨无措、想找新工作的心境下，也写了一部很幼稚的中篇小说、毛遂自荐寄到出版社想出版，而意外地获得这一份工作的。出版社位于北角马宝道一栋唐楼底下。公司股东据说多达十几位，这么多老板当然是不需要坐班的，一切都由经理统筹。他待我很和善，初到香港的我，人生地疏，他就经常教晓我不少东西。当时还没有儿女负担的我，和另一半瑞芬在不同行业为在香港生存和立足拼搏，尽管生活清苦，可是对未来充满憧憬。这样推销图书的文化工作对我是一百八十度的转型，因为我刚刚摆脱了繁重的体力活，虽然还需要动腿，可是距离我喜欢的文化工作已经非常接近了。

坐上风凉水冷的电车，多数是向港岛的西环方向行走。两窗的港岛街道风景每天像倒回的电影那样掠过。过海的日子也有，多数是向发行商收款，但要由经理预约好时间。我还到过早期为梁羽生出武侠小说的伟晴书店联络公司业务。

最喜欢的还是乘电车。一站一站地下车，到各家书店推销，公司没有硬性规定推销任务完成和送到货就得马上离开，相反，最好能和书店负责进书的主任或店长搞熟，倾谈几句，联络好感情，推销就会增加人情分。我自小爱好文学、喜欢上书店，少不免翻翻近期的新书，七十年代末期中国大陆出版界还没恢复元气，出版的新书是那么少，因此在书店内书摊和书架上翻看的几乎都是香港版的书。有时手痒痒的，买一两本，书店还给“同业”人员打折扣。

北角、铜锣湾、湾仔、中环的书店，都留下了我的足印。如果马路高空上有个追踪我的录像器，必然很有趣，迄今还可以看到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当时奔波于电车驶经的路线推销文化产品，而居然在十几年后也自己生产！出版社出版的书以知识性、医疗、文学性为主，都很健康，乘电车把书推销到书店，现在回想起来，不失有意义。天热时候，我还会进茶餐厅找个卡座，叫一杯冰镇咖啡，翻看当天的工作记录，看看买的书。像是长途跋涉的人在驿站稍微小憩。经理很人性，有时时间到了下班的五点半，只要我打电话就允许我不必回公司，直接回家。老实的我遇到那么好的经理，也从来不敢偷懒。

这段推销文化的日子，因为每天和书店打交道，也加浓了我对文学创作的兴趣和决心。业余，我完成了《出洋前后》和《铁蹄人生》两部长篇，前者在香港《大公报》连载，后者在《澳门日报》连载。

如今，每当我乘上电车，就会想起那家出版社，那从电车窗外灌进来的风，情景和感觉竟是如此相似。那清苦而不失斗志的日子，多么令我怀念。不同的是，出版社早就结业了，北角马宝道上的那栋唐楼也铲平了，起了高楼。

但风中飘浮的记忆，还是那么清晰地如昨。

小巷：开辟在大牌檔写稿的战场

我常常过海到中环办事，顺便想寻觅流逝在小巷的岁月，可是，几许日子不曾走动而已，中环这摩天大厦密集的地区，已然将我的视野完全遮蔽。

多少次我伫立在似曾相识的摩天大楼地下，想寻找过去几家大排档那我曾经吃三文治和奶茶的凳椅，大厦两边冰冷的墙冷冷地望着我，只有凄厉的风从空空荡荡的“小巷”那头奔窜而来，呼呼有声，彷佛过去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多少次抓着地图，想辨识我八十年代常去的地方，一到实际的现场，就很快迷失中环。有七八年的岁月，我将汗水撒在这世界著名的金融中心地区的一家书店写字楼，可是，这地域，居然将旧的东西，像湿毛巾将黑板上的所有字迹抹擦得干干净净一般，都消失了。矗立的新型建筑物高而大，一栋栋割裂着天空，把天空变得那么小而挤；一道直通半山的人行天桥，在挤迫的大厦与大厦之间的狭窄空间蜿蜒，令已经缺少空间的中环更显得杂乱不堪，彷佛一不小心抬头，头额就会撞墙一样。

几年来我怀念那中午经常去吃一碗面或一杯奶茶配一客鸡蛋三文治的小巷大牌档，可叹一点旧时的遗迹都没有了。记得那时每个中午，午餐的铃声一响，我就拎起一个大手抽，避开同事和公司人流，径自冲刺到附近的大牌档去。像一个战士寻找属于自己的战场和战壕。熟悉的、常去的大牌檔有时有人满之患，五六个人挤在一张小圆枱上，吃鱼蛋面、牛腩面、米粉、三文治之类，没有左右开弓的空间，无法开工爬格子，只好等他们吃好、匆匆忙忙回公司之后，我才能开工。最好的是在偏僻小巷的新开的奶茶三文治档，没什么顾客，至多一个食客吧，我就可以打开手抽，肆无忌惮地把稿子摊开，公然爬起格子来。当然，我在下笔前，都必须大致温习一遍昨日以前那些写下的部分，才能自然地衔接下去，免得在情节上犯驳。我在那剩下的半小时内写得极快，字，很快就填满了一个一个的方格。那些原稿纸，有四百格的，也有五百格的，格子线条和方框是浅绿色的，很像乡野的水田，一块一块的，那些方块字就是秧苗了。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写得那么畅快，像和时间赛跑，我的多数中长篇小说，就是这样写出来的。两点，午餐时间结束，我准时回公司上班。

我的那个装上剪贴本、原稿纸、稿件、原珠笔的手抽，是我的绝密私人家当，上下班常惹得好管闲事、看我不顺眼的同事好奇和议论，那么大包是什么东西啊，一个个问，要不然就是将眼睛死死盯住，企图将眼睛的射线变成一把尖刀，穿透我的包包，知道我里面究竟装了什么东西。我就是死也不回答。

这拼搏的日子我感到真是无奈，1985年我们的小女儿出世，瑞芬被迫辞去了工作照顾她，我微薄的薪酬根本无法应付沉重的开支，于是我业余的写作爱好具有了双重的意义。在生活的高压下这样拼命写稿，很快地会将自己锻炼成“快子手”和可悲的铜臭味太浓重的稿匠，文章也就没有了句斟字酌精雕细刻的机会。如果是今天，谁会愿意呢？

灵感并非如泉无法截止，时间可以像刀切豆腐般分成两半，下午两点，当中环的白领阶级的肚子装满了食物，精神力气又恢复到如同上午那样充沛时，我又坐在自己的卡位上，继续上午的编辑工作了。下班是六点，如果不满意中午爬出的字数，我依然会继续一头钻进快餐店，一杯奶茶伴我继续开工，尽管我是那样想念我的妻儿，想快快回家。

如今每到中环，我都会在大厦与大厦之间的窄窄夹缝的一头，寻找八十年代的一只爬格子动物，披着一身午后的阳光，或顶着深秋的凉风，坐在一个角落爬格子，我看得痴了，常常会看得泪眼模糊。我知道不仅温馨的小巷已经死在岁月的沧桑变迁中，连许多当年的那些陌生的脸面也沉落在人海底下，一切都再也寻不回来。唯有我的写作狂热，至今依然不减分毫。

面包车：输送一本本理想到学校

我们以乘一辆属于我们自己的面包车，在冬季的刺骨寒风中到学校卖书告别我们的八十年代。那样的日子少说也有八九年光景。那是拼搏的九十年代。

当然在炎热的夏季也有，总之，一个星期里我们至少有三四天都在学校里度过。不是中学就是小学。如果说七十年代属于电车的，八十年代属于小巷的，那么九十年代就属于我们这辆面包车了。

那时最惨的、最艰苦的就是冬季。学生早操完毕是八点半，有的学校就安排他们在第一堂全班具体参观书展。我们的车子不能压的太重过夜，因此要在早上六时前就让小陈开车把我们送到货仓将图书搬上车，再开到学校，卸货后还要把书摆在五六张兵乓桌上，这最快也要一个多小时，加上路程远的话也要一小时，时间无疑很紧张。夏天，我们会因搬运而满头大汗，冬季，在礼堂还好，在学校三面通风的地下有盖操场展销图书，冷风飕飕地吹入，会吹得我们浑身发抖。搬运我只是尽力而为，大都是小陈出力，我和瑞芬摆书，活动会令身体暖和，夏天我需要换衣服，瑞芬坐在收银处时，我就紧张地跑进洗手间换上干净衣服着西装打领带，正襟危坐在签名枱一侧了。我们就是这样一身兼几职地出现在学生眼前。很多老师学生并不知道我和瑞芬的关系，这大大方便了瑞芬向一班班的学生宣布，今天有一位叫东瑞的作家来校为同学签名。

下午四五点钟光景，只剩下三五个同学来看书，一天展销基本结束。第一天我们只是将书用大块布盖实，第二天我们开始收书装箱，到家已经累得不知道那根骨头属于自己的，那根骨头属于别人的了。浑身酸痛。移动胳膊，彷佛可以听到骨痛发出格勒格勒、似乎要断裂的声响。

如今有时在马路上走着，见到银白色的面包车行驶，我会怀念那辆小陈驾驶的我们出版社的面包车。它在完成历史使命后，已经作为二手车处理掉了。可是，在那拼搏的九十年代，它对于我们来说，实在太重要了。每一次到学校展销图书都靠它运载。车子前面坐人，后面载满三十箱图书。那些书啊，除了我们出版的，还有香港其它出版社出版的。书大多健康无害。我们推销了很多同业出版的书。到学校展销，有亏蚀有赚，遇到读书风气不好的，那就白白劳累了一天；遇到读书风气特别好的，箱数大大减少，车子轻松我们的心情也轻松。展销的策略很见效，书卖光告急时，同业也十分乐意把书直接送来学校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