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新闻

当“天下”遇见“世界”:冯元明在加拿大中华寺讲述七百年文明对话

(《世界华文媒体》特派记者勾芍人万锦市报道)边界最初或许并不画在地图上,而是画在人的观念里。2026年8月15日下午3时30分,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万锦市313 Main Street North的加拿大多伦多中华寺内,一场关于“中心”“边界”“文明”与“世界”的佛学思想史讲座正式举行。

佛教建筑遗产保护学者、中国古建筑高级工程师、加拿大国际佛教联合会文化顾问冯元明,应邀主讲《“华夷天下”与“佛教世界”的对话及中古佛教入华对古代中国天下观的思辨》。他以葛兆光先生的相关学术论述为导引,结合自己长期以来对中古佛教思想史、汉传佛教文献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将听众带回公元220年至907年的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代,重新审视佛教进入中国之后,两种世界观如何相遇、碰撞、辩难,并最终在漫长岁月中彼此改变。

讲座开始前,中华寺住持、加拿大国际佛教联合会会长照续法师首先介绍冯元明的学术背景,并阐述举办此次讲座的意义。

在照续法师看来,佛教东传不仅是一段宗教传播史,也是一次深刻的文明对话。千百年前,来自印度的佛教在中国面对礼制、皇权、伦理与文化认同的重重追问;千百年后,在加拿大这片多元文化共存的土地上,人们再次讨论“天下”与“世界”,已经不只是回望古代,也是在思考今天的人类应当如何理解差异、容纳彼此。

两个小时的讲座结束后,冯元明继续回答现场观众提问。思想的旅程并未随着讲座时间的结束而停止——古人的疑问穿过历史,来到北美;而今天的听众,也在古老的争论中重新辨认自己身处的世界。

“天下”并不等于“世界”

冯元明首先从一个看似熟悉、实则容易被误读的词语讲起:天下。

在中国古代,“天下”并非现代意义上由经纬度、国界线和大陆海洋构成的全球地理概念。它既是一种空间想象,也是一种政治秩序、伦理结构和文化身份。

根植于农耕文明与宗法社会的九州五服观念,将中原视为文明中心,由内向外形成层层展开的圈层秩序。距离中心越近,礼乐教化越完备;距离中心越远,则被视为逐渐远离华夏文明。

因此,古代的“天下”不仅由土地丈量,也由礼制划分。它不是一张纯粹的地理地图,更是一张关于正统、尊卑、文明与秩序的精神地图。

“华”与“夷”的区别,在这一体系中也并不只是族群差异,而是礼乐、服制、语言、伦理和政治归属的综合判断。所谓“中国居天地之中”,不仅意味着地理上的“居中”,更隐含着文明正统与政治合法性的确认。

然而,当佛教携带着另一套浩瀚宇宙图景进入中国,这种以中原为唯一中心的天下想象,第一次遭遇了体系完整、逻辑自洽而又来自域外的挑战。

佛教所描绘的,是以须弥山、四大部洲和三千大千世界为基本结构的宇宙。与九州五服的有限圈层相比,佛教宇宙层层展开、无量无边。它不以一个王朝的疆域作为世界边界,也不以一种礼制作为衡量所有文明的唯一尺度。

在这一宇宙模型中,中天竺被视为佛陀降生、成道与说法之地,具有神圣的地理意义。于是,中国传统的“地中”观念,与佛教所传入的“天竺中心”观念发生正面相遇。

这并非简单的地图之争。冯元明指出,争论的真正核心是:谁有权定义世界的中心?谁代表文明的正统?一种来自域外的宗教,是否能够在不接受华夏礼制等级的前提下,拥有普遍的真理地位?

当“天下”遇到“世界”,真正受到冲击的不是一条地理界线,而是一个文明对自身位置的理解。

一根日影背后的文明之争

讲座中,冯元明结合《弘明集》《广弘明集》等中古佛教辩论文献,梳理了佛教传入中国后围绕地理中心展开的思想交锋。

中国传统观念强调中原“居天地之中”,而佛教一方则曾以中天竺“日中立竿无影”等天文与地理说法,论证印度才是天地中心。

今天看来,这似乎只是古代知识条件下的地理争论;但在当时,它触动的却是文明最敏感的神经。

如果中国不在世界中央,那么“中华”何以成为中华?如果天竺也拥有自己的圣地、经典、伦理与宇宙论,那么华夏礼制是否仍然是衡量天下文明的唯一标准?如果真理可以来自国境之外,传统的政治与文化权威又应当如何安置自己?

一根立于正午阳光下的木杆,投射出的不只是日影,也是两个文明各自的自我认识。

冯元明由此提醒听众,古代所谓的“地理知识”,从来不是完全中性的知识。地图背后往往存在权力,方位背后往往隐藏价值判断。一个文明如何描绘世界,也往往决定它如何看待自己,又如何看待他者。

佛教东传所带来的震动,正是在于它让古代中国人第一次较为系统地意识到:在自己熟悉的天下之外,还存在其他历史悠久、思想深邃、制度完备的文明;世界可能远比九州所能概括的范围更加辽阔。

从“华尊夷卑”到“众生平等”

如果说地理中心之争动摇的是中国人对于空间的想象,那么佛教的众生观,则进一步触及传统文明秩序的深处。

儒家所构建的天下,强调亲疏有别、长幼有序、内外有分。它通过礼乐制度建立社会秩序,也通过华夷之辨确认文化边界。其价值结构具有清晰的层次:由家庭到宗族,由国家到天下,由中心向四方展开。

佛教则提出另一种超越地域与身份的生命观。

在佛法面前,生命的价值并不取决于一个人出生在哪个国家、属于哪个族群,也不由其社会身份、财富和权势决定。佛教所说的因缘、轮回、慈悲、解脱与佛性,将不同地域、阶层乃至不同生命形态纳入一个相互关联的世界。

众生皆在因缘之中,众生皆有离苦得乐的可能。这样的思想具有一种超越国界的普遍性,也对“华尊夷卑”的传统心理形成深刻冲击。

冯元明分析说,这种冲击并不意味着佛教进入中国后立即消除了华夷差序,却使中国思想不得不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文明的价值,究竟来自血缘、地域与礼制,还是来自对生命共同处境的体认?

从这一意义上说,佛教带给中古中国的,不只是一套新的宗教信仰,也是一种重新观看他者的方法。

当他者不再只是等待教化的“夷”,而可能是同样拥有智慧、修行和精神传统的人,华夏文明原有的边界便开始松动。这个松动并未摧毁中华文明,反而迫使它进入更深层次的自我反省。

七百年的碰撞,并非谁取代谁

冯元明将讲座的历史范围锁定在公元220年至907年,即从魏晋到隋唐的中古时期。他特别提醒,中古中国不能被简单等同于欧洲“中世纪”。

欧洲中世纪形成于特定的宗教、政治与封建结构之中;中国中古则经历了王朝更替、南北分裂、族群流动、门阀政治、制度重建以及儒释道三家关系的重新调整。两者虽在时间上有所重叠,其历史逻辑却并不相同。

正是在这七百年间,佛教逐渐由域外思想变为中国思想的一部分。

这一过程并不平静。佛教的出家制度曾受到“不孝”的质疑;僧侣不拜王者,引发宗教尊严与政治权威之间的争论;佛教的轮回、空性与解脱观,也不断面对儒家伦理和道家自然观的诘问。

但文明的相遇,从来不是一方发言、另一方沉默。佛教在改变中国的同时,也被中国改变。

它逐渐使用中国人熟悉的语言解释自身,以孝道回应伦理质疑,以护国思想协调政治关系,以本土化的宗派、仪轨、艺术和建筑进入中国社会。印度佛教的思想种子,在中国的历史土壤中长出了天台、华严、禅宗、净土等具有鲜明中华文化特征的枝叶。

佛教没有简单地取代儒家,也没有被儒家完全同化。双方在冲突中修正自身,在辩难中重新定义边界,并在长期互动中共同提升了中国哲学的思辨深度。

韩愈的拒斥与柳宗元、刘禹锡的会通

面对佛教的广泛传播,中古知识人作出了不同选择。

冯元明在讲座中梳理了其中两条具有代表性的思想路线。

一条路线以韩愈为代表。韩愈强调儒家道统,维护君臣、父子与社会伦理秩序,对佛教保持强烈批判。他所担忧的,不仅是宗教信仰的差异,更是佛教是否会削弱儒家的社会责任、政治结构与文化主体性。

在韩愈看来,一个文明必须拥有自己的精神正统。如果失去道统,文化便可能失去根基。

另一条路线则以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为代表。他们并不认为接受佛教思想必然意味着放弃儒家责任,而是尝试在儒释之间寻找可以相互解释、彼此补充的空间。

在他们那里,儒家可以处理现实社会中的伦理与秩序,佛教则可以回应生命、苦难、心性与超越的问题。二者未必只能彼此排斥,也可能在更高层面相互启发。

冯元明指出,这两条路线表面上方向相反,却共同推动了中国思想的深化。排佛者迫使儒家重新确认自己的价值基础,会通者则拓展了儒家思考心性与宇宙的维度。到了宋明时期,理学所呈现出的宇宙论、心性论与修养论,已经无法脱离此前数百年儒释道交锋的历史背景。

因此,文明冲突并不必然带来文明断裂。有时,真正深刻的传统,恰恰是在回答外来挑战时重新认识自己。

佛教为何没有彻底颠覆华夏天下观

整场讲座最具思辨意味的问题是:佛教既然拥有如此宏大的宇宙视野,并提出超越地域的众生平等思想,为何最终没有彻底颠覆中国原有的天下观?

冯元明从四个层面作出分析。

第一,是皇权政治与正统结构的力量。

古代中国的天下观与王朝秩序紧密相连。“中国居中”不仅是文化心理,也服务于政治合法性的建构。佛教若要在中国长期生存,就不能完全脱离国家权力、社会制度与伦理秩序。

第二,是千年文化心理所形成的惯性。

一种文明对于自身中心地位的确信,并不会因为接触到新的知识体系便迅速消失。华夏天下观经过长期历史积累,早已进入语言、礼仪、制度和日常生活,具有强大的延续能力。

第三,是佛教主动进行的本土化调适。

佛教进入中国后,并未始终以外来文明的姿态与本土社会对立,而是不断寻找可以与中国伦理、政治和审美相连接的表达方式。佛教由此从“西来之教”逐渐转化为中华文明内部的重要传统。

第四,是儒家自身具有兼容与重构能力。

儒家面对佛教挑战,并非只作拒绝,也不断吸收、转化佛教关于心性、修养和宇宙的思想资源,再以自己的语言重新组织。它通过这种重构维持了文化主体性,同时扩大了自己的哲学容量。

这四重力量共同说明,中华文明的延续并不是因为它从未改变,而是因为它能够在改变中保存自身,又在保存自身的过程中容纳他者。

佛教没有使中国不再成为中国,却使中国必须重新解释“中国”;它没有彻底拆除天下观,却在天下之外打开了更为辽阔的世界。

一位既读文献、也读建筑的学者

冯元明的研究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特征。

作为佛教建筑遗产保护学者和中国古建筑高级工程师,他长期关注宗教建筑、文化遗产与传统空间的保护;作为佛教思想史研究者,他又持续研读《弘明集》《广弘明集》等中古文献,梳理佛教东传所引发的宇宙观、地理观、政治秩序与文化认同变化。

建筑与思想,在他的研究中并非彼此分离。

一座寺院的山门、轴线、殿宇、佛塔和空间秩序,不只是砖木构成的物质遗存,也凝结着一个时代如何理解神圣、天地与人的位置。经典把宇宙写在文字里,建筑则把宇宙安放在大地上。

这种同时“读文献”与“读空间”的经验,使冯元明能够跳出单一学科的边界,把地理考据、政治正统、华夏礼制、佛教义理与文化心理放在同一历史框架中观察。

他的讲述既保持文献研究的严谨,又注意将复杂的中古思想转化为普通听众可以进入的叙事:不是让古代概念停留在书页上,而是追问它们如何塑造一个民族观看世界的方式。

正因为如此,此次讲座讨论的虽是千年前的辩论,所触及的却是当代人依然面对的问题:我们如何理解自己?如何理解陌生的文明?如何在坚持文化主体性的同时,不把差异变成隔绝?

加拿大之行:在异乡看见文明交融的现实样本

此次来到加拿大,冯元明受邀参访相关佛教机构与中华寺。对于一位长期研究佛教东传与文明交融的学者而言,这段行程也像是从历史文献走入现实现场。

据冯元明此行分享,他对加拿大最深的感受之一,是看到不同文化、族裔与宗教传统在同一社会空间中并存。多元文化并不意味着彼此失去自身,也不意味着所有差异都被抹平;它要求人们在保持自身传统的同时,学习以平等和尊重面对他者。

在中华寺,他近距离感受到照续法师扎根加拿大弘法二十五年的漫长历程,也看到一座海外华人寺院所承担的多重角色。

它既是一处佛教修学道场,也是移民安放乡愁的精神家园;既保存汉传佛教的法脉、仪轨与文化记忆,也主动进入加拿大本地社会,参与公益服务、文化交流与跨宗教对话。

这使此次加拿大之行与讲座主题形成意味深长的呼应。

千百年前,佛教从印度进入中国,在差异中寻找新的表达;千百年后,汉传佛教跨越太平洋来到加拿大,同样需要面对语言、社会结构与文化环境的变化。

文明从来不是被封存在器物与典籍中的静止遗产。它只有在新的土地上仍能回应现实人生、抚慰人的孤独、与不同文化展开平等对话,才真正具有生命。

 中华寺:在北美安放乡愁,也向世界打开山门

加拿大多伦多灵岩山中华寺前身为“般若讲堂”,由照续法师于2005年农历四月初八在安大略省登记创立,是非牟利性质的佛教慈善团体。

寺院传承中国苏州灵岩山净土道场传统,以“般若为导,净土为归”为修学宗旨,在弘扬净土法门的同时,重视人间佛教、中华传统文化与社会慈善。

经过多年发展,中华寺迁入位于万锦市313 Main Street North的永久道场。这里逐渐成为大多伦多地区华人佛教修学、中华文化传播和国际佛教交流的重要平台。

对于许多远渡重洋的华人移民而言,寺院所保存的不只是宗教仪式,也是一种熟悉的文化时间:节庆、礼仪、诵念、茶香、乡音,以及人与人之间彼此照应的温度。

面对移民生活中的乡愁、文化隔阂、代际差异与精神焦虑,中华寺长期举办共修法会、佛学课程、传统文化活动、敬老慈善和青少年项目,使信仰不只存在于殿堂,也进入家庭、社区与日常生活。

与此同时,中华寺又不是一个封闭的文化孤岛。寺院积极参与中英文佛学教育、跨宗教交流和本地社区公益,让加拿大民众通过佛教接触中华文化中的慈悲、智慧与和合精神,也把加拿大社会尊重多元、重视包容的经验带入国际佛教交流。

山门因此具有双重意义:一面朝向故乡,保存文化记忆;一面朝向世界,迎接不同语言、族裔与信仰的人们。

照续法师:从四川、苏州到加拿大的弘法之路

照续法师出生于四川绵阳,俗姓李,佛字法度。受家庭信仰影响,他自幼接触佛法,1992年在四川德阳万佛寺寂然法师座下披剃出家。

1993年,他考入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系统学习经、律、论及丛林仪轨;1994年在苏州西园戒幢律寺受具足戒;1995年本科毕业后进入研究班继续修习天台教法,秉承灵岩山“教依天台,行归净土”的学风。1998年完成研究班学业后,又赴上海龙华寺研习梵呗唱诵及佛教经典。

2000年夏,照续法师应邀来到加拿大参学、领众念佛并讲解佛法。2001年,他赴新加坡净宗学会参加弘法人才培训,随后返回加拿大继续弘法。2003年应邀到多伦多讲学,并参与佛教文化与文献工作。

2005年,照续法师创办般若讲堂,为后来中华寺的发展奠定基础;2013年,他与多位法师共同成立加拿大国际佛教联合会,搭建跨地区佛教弘法与交流平台。

从四川山寺到苏州灵岩,从中国佛学院课堂到北美移民社区,照续法师的个人经历,本身便是一段佛教跨地域传播的当代缩影。

二十五年来,他以中华寺为根基,推动中国、美国、加拿大佛教界之间的对话与往来,多次参与中美加佛教论坛的组织与交流工作,促进三国佛教界互访、讲学与文化交流。2025年9月,第四届中美加佛教论坛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照续法师代表加拿大佛教界在开幕式上致辞,倡导以慈悲、智慧、平等与包容回应当代社会的冲突与不安。

据主办方介绍,2026年,首次在中国举办的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江苏无锡举行,照续法师也以加拿大佛教界代表身份参加相关活动。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人士及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佛教智慧、世界和平、共同发展与文明互鉴展开交流。

从国际论坛到社区课堂,从跨国宗教对话到对普通移民的心灵关怀,照续法师所实践的,并非远离人间的佛教,而是一种进入现实、服务社会、连接不同文明的人间佛教。

 文明的强大,不是没有被改变

冯元明此次讲座最终引向一个超越佛教史的问题:一个文明应当如何面对外来思想?

历史已经说明,真正有生命力的文明,并不依靠封闭维持纯粹,也不因开放而必然失去自身。

佛教进入中国,曾打破华夏对世界的封闭想象;儒家面对佛教,也重新发展出更为深刻的心性论与宇宙论;佛、道、儒从彼此质疑走向长期共处,最终沉淀为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思想底色。

所谓融合,并不是取消差异;所谓包容,也不是放弃原则。

真正的文明对话,是让不同思想在彼此凝视中看见自己的边界,在相互追问中获得新的深度。它不是谁征服谁,也不是谁取代谁,而是让双方都不再停留在相遇之前的模样。

讲座结束后,冯元明回答现场听众提问。人们所追问的虽然来自中古历史,回声却落在今天。

在战争、族群对立、文化误解与身份焦虑仍然存在的世界,“谁是中心”或许已不再是最重要的问题。比争夺中心更重要的,是人类能否承认世界从来不只有一个中心;比划定边界更重要的,是不同文明能否在边界两侧彼此看见。

两小时的讲座,回望了七百年的思想风云;而万锦中华寺本身,也成为这场讲座最安静而有力的注脚。

千年前,佛教越过高山与沙漠来到中国;千年后,汉传佛教又跨过海洋,在加拿大扎根。道路改变了,语言改变了,面对的社会也改变了,但文明相遇时最深的问题并未改变:

我们如何既成为自己,又不拒绝他者?

或许,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秘密,正不在于它守住了一座永不移动的中心,而在于它一次次打开边界,在与世界的对话中重新认识自己。

当“天下”愿意倾听“世界”,“世界”也便不再只是遥远的他乡。

而文明真正的光,正从这样的相遇中升起。